「我不是無業，只是沒有辦公桌！」香港《蘋果日報》停刊後，三個「前港蘋」的流離故事

香港《蘋果日報》停刊後，從事新聞工作近30年的前採訪主任蔡元貴即刻報了一門水電修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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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6年歷史的《蘋果日報》因經常刊登批評中共的文章，長期被中國大陸官媒稱為「毒蘋果」。創辦人黎智英去年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 今年6月，警方以同樣的理由拘捕了其母公司壹傳媒的五名高層，凍結了公司資產。短短幾天裏報社宣告停刊，集團旗下刊物和網站也相繼終止運營，導致數百名員工失業，其中不乏像蔡元貴一樣的編輯和記者。

「好像一個癌症病人知道了自己的死期」

蔡元貴身形消瘦，不高，頭髮露出灰白，但相貌年輕，目光犀利。在接受BBC訪問時，他一隻手臂搭在椅背後方，手垂在胸前，說話帶有權威和自信。認識他的人多表示他行事低調，但業務水平精湛。

黎智英被捕後，許多《蘋果日報》的員工都感覺到，報紙可能「過不了今年七一」，即《國安法》實施一週年之時。

「好像一個癌症病人知道了自己的死期」，蔡元貴打了個比方說。他拖著疲倦的身體撐到停刊最後一刻，為報紙寫下最後的篇章。

前《蘋果日報》港聞版採訪主任蔡元貴

他說許多前同事以「躺平」一詞來形容他們自己現在的狀態，這是中國大陸年輕人對經濟下滑、階層固化表示失望而做出的抵抗，卻被香港記者用來表示放棄無謂的努力而黯然轉行。《蘋果》停刊後，許多人選擇從零開始，去做與一份完全不同的工種；還有人開始賣字為生，為商業機構撰寫軟文和廣告。

當然依然有少數記者在離職後開設社交媒體專頁，在缺乏安全和法律保障的情況下以獨立記者的身份報導事實。蔡元貴佩服他們的精神，不過人到暮年的他說自己已經沒有心力重起爐灶。

「長期依附住一個平台，突然要我一個人重新開始，好像沒有了那樣的衝勁」，他有點遺憾地說。

數十家香港媒體中有以《文匯報》和《大公報》為代表的親北京新聞機構，也有以《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一眾新興網媒等親民主派媒體。

《蘋果日報》以絢爛奪目的美術效果和口語化寫作風格而著名，在創辦之初以追求利潤為導向，融合了政治、文藝、娛樂、馬經等板塊。該報親民主派的立場鮮明，對其認為不公義之事大肆批評，不吝用上最激烈的言辭。比如一些文章在標題上大罵高官，在版面醒目之處登出抗議口號等，因此受到非議，但也獲得「敢言」的美譽。

最近幾年，當中資背景媒體在香港的影響力增加，媒體的公信力普遍下滑，但《蘋果》反而越來越受到民眾信賴。尤其是去年6月底《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重要調查報道平台，包括有線電視的《新聞刺針》和香港電台的《鏗鏘集》，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蘋果》成為民眾監察政府的重要利器。

 

「所有的門路都封死了」

《蘋果日報》停刊後前員工蕭風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離職三個多月仍沒有找到全職工作，目前依靠一些文字編輯的散活度日。他在《蘋果》工作五年，曾是中國新聞部的採編人員。

「政府機關不能應聘，公營機構不會考慮，連一些傳媒機構都下了『禁令』」，蕭風對BBC中文說。一位朋友本來想介紹他進入一家親北京媒體，但該媒體的主管暗示：暫時不要考慮前《蘋果》員工。

「所有的門路都封死了」，蕭風說。他的不少前同事去了餐廳當服務員，還有一些突然決定移民，離開了這個城市。

與此同時，警方還在對媒體工作人員實施抓捕，並稱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蕭風在腦海中盤點過自己做過的報導，認為都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應享有的新聞自由，不會觸碰到當局的紅線，但《國安法》下定義模糊的相關罪行依然令他感到恐懼，要求匿名接受訪問。

「好像有把刀懸在頭上，」他一邊說著，一邊把手舉上頭頂緩緩地畫了個圈，「可能永遠都不會落下，也可能隨時落下」。

但即使在經濟和政治雙重壓力下，蕭風也從沒後悔自己曾在《蘋果日報》工作。

「只要《蘋果》存在一日，我都會在那裏工作一日，」 蕭風說。當許多同事得知機構動蕩而陸續辭職時，他繼續工作直到停刊前最後一天。

「我想見證到最後一刻，讓它最後幾天也能完完整整地出街，讓市民覺得值得買」，蕭風說。他每天收聽香港的廣播，翻看網路報刊，覺得沒有了《蘋果》，香港媒體「只剩下（對當局）不痛不癢的批評」。

無處安放的夢想

被捲入失業洪流還有28歲的夏家朗， 此前是《蘋果》的攝影記者，在那裏工作了7年，幾乎是一個人最好的青春時光。

如今他沒有全職工作，除了幫一些環保機構、社會企業拍攝照片之外，他還到餐廳、工地打零工，凖備利用業餘時間學習維修電器和園藝。

夏家朗說話語速飛快，不時低頭看下手機， 他現在感覺生活「過得好慢」。

他之前所在的團隊大概有30人專職攝影，現在只有約6人能幹回本行，夏家朗在BBC中文的訪問中說。有在親北京媒體機構的攝影行家幫他爭取職位，但被老闆告知：看看同類媒體有沒有這樣的先例再說。

離開《蘋果》後，夏家朗最懷念的是該報給他的自由度。他年紀輕輕就去過美國、越南、菲律賓、台灣等地採訪，這是許多初出茅廬的記者夢寐以求的。

《蘋果日報》一度成為香港銷量最多的報紙，在高峰期每日銷量接近50萬份。機構除了給員工發13個月工資以外，還經常派記者到外地採訪，獲取一手信息。報紙還不惜投入重金去做調查報導，出了不少獨家報導，啟發到其他媒體發展調查報導團隊。

前《蘋果日報》攝影記者夏家朗

攝影行業近年來萎縮嚴重，短視頻的出現令原來以固定影像表達方式為主的新聞攝影受到衝擊，不少攝影記者必須兼顧圖片和影像報導。《蘋果》近年來也強攻網路平台，但依然是少數有財力支撐靜態影像表達的媒體。

「《蘋果》在影像表達上沒有那麼死板」，夏家朗說。與很多媒體不同，《蘋果》開設了圖集專頁，提供整頁版面做某一人物或社會話題的影像故事，純粹用圖片來表達思想。

一個記者通常需要花費數日甚至上月時間拍攝一個故事，這對許多媒體來說是花不起的人力與財力，但《蘋果》做到了。

但前《蘋果》記者的身份似乎成為一種不祥的標籤，讓像夏家朗一樣的年輕攝影記者無處安放自己的夢想。

 

「緊跟民眾脈搏跳動」

縱觀《蘋果》26年的歷史，該報並非一味反共。比如在90年代支持香港民眾的保釣運動，在2008年正面報導北京奧運，這些都間接傳遞了香港民眾的愛國熱情。

蔡元貴就在2008年獲發記者證，被批准到中國大陸採訪。他當年寫了一篇題為《中國人光榮 2008北京再見》的特稿，還獲得親北京機構香港報業公會的獎項。針砭時弊的《蘋果》竟然曾刊發這類文章，如今連蔡元貴本人都覺得詫異。

據他回憶，當年到北京後被吊銷回鄉證，遣送回港，但在國際奧委會出面干預下又獲發新的回鄉證，成功往返大陸做訪問。「這反應了北京有意願遵守國際規則，令香港民眾當年對這個政權還有期待」，蔡元貴說。

前中國新聞部的蕭風認為，《蘋果》的選題角度一向「緊跟香港民眾的脈搏跳動」。他在2004年和2018年兩次入職《蘋果》，因時間跨度較長而對此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據蕭風回憶，《蘋果》曾大版面報導中國的航天成就。比如報導2003年10月中國第一艘載人太空船發射，太空人楊利偉成為首位訪問太空的中國人；還有2008年9月，神舟七號載著三名太空人升空，其中一位打開艙門進入太空，令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掌握出艙技術的國家。對於2005年10月神州六號發射一事，當年的《蘋果》以「風雪中出征」為題鼎力報導。

但近年來，對於中國的太空成績和科技發展，《蘋果》的報導「少了很多」，蕭風說。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異議人士受壓迫的消息。

港聞部的蔡元貴說，從編採方針來看，「分水嶺」出現在2014年。當年有民主派人士醞釀「佔領中環」運動，香港的公民社會被調動起來，《蘋果》隨之加強了政治新聞報導，將此前吸引眼球的突發新聞和娛樂新聞排在其後。

除了自由的表達空間和支撐記者發揮所長的資源，受訪的前《蘋果》員工還不約而同地提到，《蘋果》曾給他們帶來的獨特的歸屬感可能是其他機構再也找尋不到的東西。

「可能越受到打壓越有凝聚力吧，」蔡元貴說。

2014年10月，有親北京勢力到報社樓下抗議。但為了讓第二天的報紙順利出街，工作到深夜的編輯和記者下班後主動到公司外與反對人士對峙。「我們是記者，也是保安」，蔡元貴意識到，記者不僅要報導事實，還有更多責任。

「既然這個媒體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那你作為一分子，就會不斷想，寫一篇文章會有什麼效果」，蔡元貴說，「如果令公民社會倒退，那肯定不會寫」。

去年8月10日，香港警方逮捕了黎智英，並搜查壹傳媒大樓。當晚，《蘋果》高層決定加印次日報紙至35萬份，後來發現供不應求，再加至55萬份。印刷機帶著滾筒飛速旋轉，在燈火通明的大樓裏傳出此起彼伏的滋滋聲，映襯著一張張不知疲倦的面孔。蔡元貴當晚在自己的臉書上寫道：「史無前例的侵犯傳媒行動，換來史無前例的讀者聲援」。

次日報紙頭版以「蘋果一定撐落去」為標題出刊，街頭巷尾排隊買報的人群成為城中一景。

 

「我不是無業，只是沒有辦公桌」

政治環境變化伴隨著香港社會撕裂，立場鮮明的《蘋果日報》也逐漸走向政治光譜的極端，成為當局的眼中釘，至到6月23日停刊。

面對失業，蕭風說，「還想繼續寫下去。」他認為目前經濟壓力未到沉重，仍在尋找一份文字全職工作。

年輕的夏家朗依然覺得不甘心。為了生活，他準備報讀樹藝工程再培訓課程，但即便將來真的從事這一行，他說自己也會拿起相機，記錄下他所見到的多元香港。

「也許我可以拍攝每顆樹下的香港」，夏家朗說。

而自從有同事被捕，蔡元貴就堅定了自己不會移民的想法。「留下有一個象徵意義吧」。 他說， 一來可以在精神上支持老友共渡難關，二來可以讓香港不再失去更多不同聲音。

在離開《蘋果》第五天，蔡元貴去看了《無依之地》（Nomadland），四處遊歷的女主角在面對親人的不解時說，「自己不是無家，只是沒有住所」。他看後寫道，「自己不是無業，只是沒有了辦公桌」。他還想提起筆記錄餘生，撿起散落在香港各個角落的精神貝殼。

「也許我可以拍攝每顆樹下的香港」，夏家朗說。圖為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