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劍橋，年輕的心理學家羅勃．羅森塔爾（Bob Rosenthal）決定在他位於哈佛大學的實驗室嘗試一個小實驗。他在兩個鼠籠旁放了不同的標誌，來標示其中一籠老鼠為特別受訓過的聰明樣本，而另一群則是蠢笨的。
那天稍晚，羅森塔爾指示學生把老鼠放進迷宮，並記錄每一隻花多少時間找到出路。他沒跟學生說的是，事實上這裡面沒有哪隻動物特別突出──牠們全都是普通的實驗鼠。
但接著某件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學生「相信」比較聰明的那群老鼠，真的表現比較好。簡直有如魔法。那些「聰明」的老鼠儘管和「笨」的同類沒有差別，表現卻是兩倍優秀。
一開始，沒人相信羅森塔爾。「針對這場實驗，任何部分我都很難發表。」他幾十年後這麼回憶道。就連他自己一開始也很難接受，這裡頭沒有神祕力量來起作用，反而有一個完全合理的解釋。羅森塔爾後來才了解到，他的學生對待「聰明」老鼠──那些他們期望比較高的老鼠──比較溫暖而溫柔。這樣的對待改變了老鼠的行為，強化了牠們的表現。
實驗之後，有一個激進的想法在他心中生根；他堅信自己發現了一個看不見但基本的力量。「如果人期望老鼠變聰明就真的變聰明的話，」羅森塔爾在《美國科學家》（American Scientist）雜誌上推測，「那麼，認為學生若受老師期望就可以變聰明，應該也不會太牽強。」
幾週後，這位心理學家收到了一封信。寄信者是舊金山司布魯斯小學（Spruce Elementary School）的校長，她讀了羅森塔爾的文章之後提出了一個無法拒絕的提議。「請讓我知道我能否效勞。」她寫道。羅森塔爾根本不作他想。他立刻動手設計了一個新實驗。這次他的受試對象不是實驗鼠，而是孩童。
新學期開始時，司布魯斯小學的老師得知有一位備受推崇的科學家羅森塔爾博士要給他們的學生做一個測驗。這個「學習變化測驗」會顯示那年誰將在學校進步最多。
實際上那就是一個普通智力測驗，然後，一旦分數結算之後，羅森塔爾和研究團隊就沒在管這分數了。他們丟銅板來決定要跟老師說哪些孩子「天分高」。同時，他們什麼都沒跟孩子講。
毫無疑問地，期望的力量很快就開始發揮魔力。老師們更加關注、更加鼓勵、
更加讚揚「聰明」組的學生群，因此也改變了學生看待自己的看法。這個效應在最年幼的孩子身上最明顯，他們一年內智力分數平均起來就增加了二十七點。增加最多的是那些外貌是拉美裔的男孩，也就是通常在加州會受到最低期望的群體。
羅森塔爾把他這項發現命名為畢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來自一名神話故事中的雕刻家；他實在太迷戀自己的作品，導致諸神決定讓他的這尊雕像活過來。我們全心投入的信念──不論是真實還是想像──也同樣可以活過來，在世界上產生十分真實的改變。畢馬龍效應就類似安慰劑效應（我在第一章討論過），只是說，這些期望不是對自己有益，而是對別人有益。
我一開始心想，這麼老的研究一定早就被證明錯誤了，就跟所有從1960年代以來各種迎合傳媒的其他實驗一樣。
完全不是。五十年下來，畢馬龍效應依舊是心理學研究的一大發現。這種效應已經在軍方、大學、法庭、家庭、養老院和各種組織裡進行的實驗中測試過幾百回。確實，這個效應並不是到處都像羅森塔爾想的那麼強，尤其是在兒童的智力測驗表現上。即便如此，2005年一項關鍵的回顧研究做出結論，認為「大量的自然證據和實驗證據證明，教師的期望明顯是會影響學生──至少有時候會」。高期望可以是種強效工具。當管理者使用時，員工表現會更好。軍官使用時，士兵會更英勇善戰。護理師使用時，病患會更快康復。
儘管如此，羅森塔爾的發現並沒有引發他和研究團隊所期待的革命。「畢馬龍效應是明明有效卻過少運用的偉大科學，」一位以色列心理學家如此感嘆。「它本來該改變世界的程度不應只限於此，而這實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我要講的壞消息還不只如此：一如正面期待會有非常真實的效應，惡夢也可以成真。畢馬龍效應的反面就是所謂的「魔像效應」（Golem Effect），名稱來自一個猶太民間故事，有一個本來要保衛布拉格市民的東西反而變成了怪物。就跟畢馬龍效應一樣，魔像效應也無所不在。當我們對某人有了負面期待，我們就不會經常看他們。我們會與他們保持距離。我們不會那麼常對他們微笑。基本上，我們會做的事，正好就跟羅森塔爾的學生把「笨」老鼠放進迷宮的時候做的事情一樣。
有鑑於倫理上我們反對讓人遭受負面期待，所以，針對魔像效應所做的研究很少也就不意外了。但我們對此所得知的事非常震撼。好比說，1939年由心理學家溫德爾．強森（Wendell Johnson）於美國愛荷華州戴文波特（Davenport）進行的研究。他把二十個孤兒分成兩組，跟其中一組說他們是善於表達的好講者，而另一組則說他們注定要變成口吃者。這個如今被稱作「怪物研究」（The Monster Study）的惡名昭彰實驗，最後讓許多人一輩子都有言語障礙。
魔像效應是一種反安慰劑：這種反安慰劑導致窮學生更加落後，讓無家可歸者失去希望，讓孤立的年輕人極端化。它也是種族歧視背後的潛在機制，因為當你接受低下期待時，你就不會盡全力表現，而這又進一步降低了其他人的期待，因此更進一步削弱了你的表現。也有證據主張，魔像效應和其惡劣的負面期望累積循環，可以徹底摧毀整個組織。
※
畢馬龍效應和魔像效應被編入了我們世界的網絡中。每天，我們讓彼此更聰明或更愚蠢，更強或更弱、更快或更慢。我們沒辦法不透過凝視、肢體語言和聲音洩漏期望。我對你的期待，決定了我對你的態度，而我對你所做的行止，又影響了你的期待以及你對我的所作所為。
如果你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已經來到了人間百態的核心癥結。幼犬人就像一種天線，一直在體會他人。別人的手指被門夾到，你會猛地一顫。走鋼索的人在細繩上平衡身體時，你會感覺自己的肚子在翻攪。有人打呵欠時，你幾乎不可能不跟著打。我們天生就會鏡映他人。
大部分時候，這種鏡映運作良好。它會促進連結和良好氣氛，就像所有人一起在舞池跟著曲子跳那樣。人們就是基於這個理由，而以正面看待我們鏡映他人的自然本能，但這種本能也是雙面刃。我們也會鏡映負面情緒，好比說仇恨、嫉妒和貪婪。而當我們接受他人的壞想法──把這些想法想成是我們周圍每個人抱持的想法—的時候，結果可能會慘烈無比。
就以經濟泡沫為例。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做出結論，認為金融世界和選美比賽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想像一下一百名參賽者在你面前，但你得要挑選的不是你自己最喜歡的，而是要指出哪一位是「其他人」會偏好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傾向是要去猜別人會怎麼想。同樣地，如果每個人都覺得別人會覺得某股要上漲，那麼該股就會上漲。這可以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但到頭來泡泡會破掉。舉例來說，1637年1月鬱金香熱潮橫掃荷蘭時就發生過這種事，單一個鬱金香球莖瞬間就以超過熟練工匠年薪的十倍價格賣出，但在幾天內就變得一文不值。
這種泡沫並不只限於金融圈，這種事無處不在。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丹．艾瑞利（Dan Ariely）曾經在大學課堂上做過一次傑出的示範。為了解釋他的行為經濟學領域，他跟班上同學講了些聽起來學術到了極點的定義。然而學生不知道的是，他用的這些辭彙都是電腦產出的，用一連串隨機辭彙和句子胡亂拼湊，來產生關於「辯證神祕理論」和「新解構理性主義」之類的鬼扯。
艾瑞利的學生──世界頂尖大學的學生們──全神貫注地聆聽這堆言語大雜燴。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沒有人笑出聲。沒有人舉手。沒有人透露出一點他們聽不懂的跡象。
「而這就讓我們來到了這個大哉問……」艾瑞利終於做出結論。「為什麼都沒人問我到底是在講啥麼鬼？」
在心理學圈內，該教室的情況稱作「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對了，不是喔，這個詞不是機器生出來的。艾瑞利的學生個別都沒辦法跟上他的講述，但因為看到其他同學都全神貫注在聽，他們便假定是自己有問題。（那些參加過主題為「網路社群之擾亂性共創」之類討論會的讀者，一定很熟悉這個現象。）
儘管在上述情況中對人無害，但研究證實，多數無知的效應也可以非常慘烈──甚至達到致命程度。就想想暴飲。個別去調查每個大學生的話，大部分人會說喝到掛不是他們最喜歡的消遣。但因為他們假設「其他」學生熱愛喝酒，他們就會嘗試跟著喝，喝到最後每個人都在水溝吐。
研究者已經蒐集了一大堆資料，證明這種負向螺旋也可以成為更深沉的社會邪惡的一個因子，好比說種族歧視、集體性侵、榮譽殺人、支持恐怖分子和獨裁政體，甚至種族滅絕儘管罪犯們各自的心中都譴責這些行徑，但他們擔心自己是特例，因此決定隨波逐流。畢竟，如果說有哪件事一直令幼犬人覺得為難、辦不到，那就是對抗團體。我們寧願選擇一磅的極度悲慘，勝過幾盎司的羞恥感或者社會不適。
這就讓我忍不住想：我們對人性的負面想法，有沒有可能其實是一種多數無知？我們對於「多數人都力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恐懼，會不會是來自於「別人都是這麼認為」的假想？所以我們才會在大多數人內心深處渴求更善良團結生活的同時，採納了一種憤世嫉俗的觀點？
有時候我會想起，螞蟻怎麼會困在一個圈圈裡爬個不停。螞蟻的模式是會跟著彼此的費洛蒙痕跡。這通常會導致螞蟻走出整齊的軌跡，但偶爾會有一整組螞
蟻走偏了路，最終淪落在持續的圓圈中「長途行進」。幾萬隻螞蟻可能會被困在幾百英尺寬的圓圈裡團團轉。牠們盲目地一直走下去，直到力量耗盡及食物缺乏而死去。
不時就有家族、組織甚至整個國家彷彿就困在這種螺旋中。我們不停打圈子走，對彼此抱著最壞的猜想。沒什麼人出來反抗，於是我們就往我們自己的滅亡行進過去。
＊作者為歷史學家、作家、記者，被讚譽為歐洲最著名的年輕思想家之一。他的前作《改變每個人的3個狂熱夢想》榮登《星期日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各大暢銷榜，並被翻譯成32種語言。現居荷蘭。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人慈》（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