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同意釋放孟晚舟，主因還是管控美中關系本身及其面臨的國內窘境但這並不表明中美從此迎來陽光，雙方對抗的本質和態勢沒有改變。
孟晚舟和加拿大兩個被中國拘禁的「間諜」同時獲釋回國，普遍被解讀為美中在做人質外交。盡管白宮新聞秘書堅稱這兩者之間「並無聯系」，但也承認，總統拜登本月在和習近平的通話中提到了兩名加拿大人歸國的重要性。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回應此事時則干脆挑明習拜通話習曾明確就孟晚舟事件做工作，闡明中方立場，要求美方盡快妥善解決。因此，即便拜登沒有對孟案施加具體干預，也難擺脫世人對兩起事件實質是人質交易的看法。
冷戰時代，美蘇之間不少出現你抓我的人，我也抓你的人，然後互相交換的游戲，孟案以此種人質外交的形式解決，在在說明美中對抗如今演變成帶有冷戰性質，雖然拜登本人不願看到兩國跌入「新冷戰」，或者不喜歡用「新冷戰」一詞來形容兩國的對抗關系，可事實就是如此。此次美司法部采取對方不認罪的延期起訴方式和孟晚舟一方達成延期起訴協議（PDA）,且不附帶任何經濟處罰，除了從司法的角度考慮該案一旦起訴可能曠日持久外，就美國政府言，來自放回加拿大兩名人質的道義壓力，以及拜登面臨的國內政治困境和管控美中分歧、避免兩國進入軍事衝突的需要促成了這次和中方的交易。
美國準備長期「冷戰」
近期美英澳組建的三邊安全同盟特別是華盛頓和坎培拉簽署的核潛艦技術轉讓協議，已透露拜登政府將美中的對抗定義為至少長達二、三十年的事情。因為根據報道，澳洲首艘核潛艦的完工最早要在2040年，再形成戰力，時間更久，這說明華盛頓明確意識到，這場美中的新冷戰是一個長期過程，美國無法做到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讓中國屈服。
去年早期，筆者撰文分析北京早把中美對抗當作一場「持久戰」來打，並且為此作出了規劃。中國官媒在談到兩國的圍堵和反圍堵時，也已經用了「持久戰」這個字眼。在北京的規劃中，特朗普四年是美強中弱的四年，北京對特朗普的「突襲」勉強迎戰，但經過四年的較量，到拜登上台，中美進入實力平視階段，也即戰略相持，這個信號是由中國外交主管楊潔篪在3月的阿拉斯加和美方會談中發出的，這一階段大概要持續五到七年，而後當中國完成雙循環的經濟布局，大體補齊芯片等易被美國卡脖子的科技短板，就預示著北京對美戰略反攻階段的到來。此一階段的標志性事件很可能是北京不管用什麼方式迫使台灣臣服，而美國不能相救。至此，中美將完成攻守易位的轉換。這大概是北京對華盛頓的長期作戰計劃。
不過，在眼下的戰略平視階段，美國的總體實力還是要強過中國很多，美國的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傳媒、同盟體系和在國際組織的影響力，都要超過中國。就是在北京規劃的戰略反攻階段，美國的實力依然要大過中國。雖如此，中美的實力差距在縮小。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近期在運用美國實力地位的時候，連接出現偏差，尤其在阿富汗撤軍的單方行動和美澳潛艦協議事件與法國的外交糾紛，讓本來打著重建盟友關系旗號的拜登政府的信譽受到重創。此外，拜登也受到國內政治的掣肘，他優先關注的經濟重振和通貨膨脹、大基建計劃、氣候議題以及結束疫情等，有的進展不大，有的尚未推進，有的還有惡化，而這些優先項目，都需要中國的配合才能做好或者完成。拜登政府馬上還要面對債務違約問題，如果本月底國會不能通過提高債務上限，聯邦政府就得關門，這對美國的國家信譽會產生嚴重後果，然而現在看來，共和黨出於黨派利益，很可能會讓債務違約。
兩黨惡鬥困擾美國
不僅僅是由於特朗普的當政，之前的美國兩黨政治已經極化，政治人物對國家的忠誠讓位於對黨派的忠誠，由種族歧視及移民等問題導致的社會撕裂也在加劇，這些都已經引發有識之士對美國民主的擔憂。美國著名政治和歷史作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日前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萬字長篇評論——《我們的憲法危機已經到來)》，就為人們預言了一個美國一步步走向黑夜的最黑暗最「驚心動魄」的時刻。卡根在文章中說，如果沒有富有遠見的政治家做出大膽而勇敢的舉措，美國將在三到四年裡進入民主崩潰的黑暗世界。他把這個時間點准確地設定在2024年11月即下次大選。在他看來，這個黑暗的預言並非只是預言而已，美國的憲法危機已經到來，「我們正朝著這個方向邁出關鍵的幾步」。
假如下次美國大選足夠幸運，卡根預言的美國出現紅藍州及其民眾的暴力對峙這個最讓人沮喪的黑暗時刻沒有出現，並不表示拜登政府就可對美國的未來松口氣。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明年的中期選舉，若民主黨在國會兩院不能佔多數，拜登政府大概率會提前跛腳，處處受到共和黨及共和黨控制的州的制約。雖然美國兩黨和社會在抗中上已經達成高度一致，然而，在內政以及除對華事務外的其他外交問題上的嚴重內耗亦會影響美國抗中的效果。
另一側，中國也不是泥足巨人，盡管內部問題重重，以及習近平近乎完美的總體性控制正在窒息中國社會的活力與創新力，但這是一個緩慢過程。得益於中國龐大的市場和人口規模、完整的產業鏈及工業能力、強大的基建，以及和世界多數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最大貿易國地位，還有40年經濟發展積累而成的科技能力和快速竄升的軍事戰力，北京已經承受住了華盛頓的極限打壓所帶來的短期沖擊。貿易戰就是一個證明，四年的高關稅並沒有使中國相關的產業和產品受到致命影響。就中美貿易本身而言，逆差未能減少，還在擴大，雖然這有疫情影響的因素，可也說明美中經濟的聯系程度超出多數人的想象。華為是另一個例子。這家領先的科技企業雖然在美國制裁下手機業務劇烈縮水，但其讓出的市場份額被中國其他的手機廠商如小米佔據，華為也在艱難但頑強地生存著，並沒有垮掉。這當然是因為華為這麼多年雄厚的技術積累的支撐，可也與中國獨特的政經結構分不開。
北京奉陪到底
北京一直在做最壞的准備，即防備極端情形下美中全面脫鉤成為兩個不同的體系，正因有前述底氣和這個最壞准備，北京對華盛頓的既對抗又合作的做法是不買賬的。對北京來說，美國要麼同中國對抗，要麼同中國合作，那種一邊打擊中國一邊又要求中國合作來解決美國的問題的做法是北京不會答應的。北京當然不想同華盛頓對抗，畢竟雙方的差距還很明顯，但如果華盛頓執意要圍堵中國，北京也就只好奉陪到底。這就是習近平思考中美關系的邏輯出發點。
拜登上台後，美中對抗已近8個月，華盛頓能夠使用的抗中手段和工具基本上都用上了，少數「原子彈」級別的手段和工具不到萬不得已是不能動用的，因為它們會造成兩敗俱傷，沒有贏家。這樣導致的結果雖然對北京也造成很大困擾，但遠沒到華盛頓鷹派所認為或想象的重創中國的程度。在四年多的對抗中，北京也看出了美國社會的軟肋和拜登政府的治理困境，這使得美國的實力無法在圍堵中國時發揮出。所以北京在7月向拜登政府提出了兩份糾錯清單，把它們作為同華盛頓合作的前提條件，其中包括解決孟晚舟事件。拜登要想同中國合作解決諸如氣候等全球性問題，必須考慮北京關切的這兩份清單，至少是要回應其中的部分內容。如果拜登對北京的兩份清單無動於衷，美中關系大概率會慣性滑入軍事衝突，而這是拜登要極力避免的。
孟案在北京的兩份清單中，應該是最能營造雙方緩和氣氛的。雖然這是前任政府造成的，本來和拜登沒有關系，可時間拖得愈久，則愈加會成為拜登的問題。而解決這個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案件，容易得到北京的回報，且對加拿大亦有交代，故對拜登是個合適的買賣。然而，這也就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能動用工具箱裡核武級的選項制裁北京的情況下，華盛頓實際能夠起到的遏制作用在遞減，遏制難度在增大。
＊作者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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