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學之門表面上向所有的孩子敞開，無論是農村的孩子還是城市的孩子，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這種表面的平等背後，隱藏著巨大的不平等。且不說地區間招生名額分配上的重大差異，那天文數字般不斷增長的學費、雜費和生活費，讓許多已經考上大學的農村孩子不得不望而卻步。他們的家庭為了供養他們完成學業，大都欠下了巨額債務。
鄧欣的家鄉在雲南省沾益縣盤江鄉大興村，這是一個典型的貧困村。「很多人家除了種地，沒別的收入來源。有的人家連買鹽巴的錢都沒有。」鄧家也是常常沒錢買鹽的人家之一：爸爸鄧雲華在花山鎮煤礦上給人打工裝煤車，三年前因腦血管梗塞，喪失了勞動能力。奶奶七十歲了，妹妹十五歲，剛上初三。於是，媽媽李粉香不得不一個人挑著全家的生活重擔，媽媽還患有嚴重的風濕病，一直在吃藥。這個家庭沒有任何的醫療保障和勞動保障，在面對災難的時候可以說是毫無還手之力。李粉香到處借錢給丈夫治病，欠了一萬多元的債——對一個常常連買鹽錢都沒有的家庭來說，這筆錢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媽媽的壓力太大！」鄧欣說。從知道女兒的高考分數開始，李粉香就天天歎息。「媽媽不知道怎麼給我籌集學費，一年好幾千元啊！還得供妹妹，至少要讓她念完初中吧？」外債累累的鄧家現在要借五十元錢都成了大問題。李粉香越來越絕望。早晨九點多，奶奶發覺兒媳有些不對勁：「她起得很早，給我倒了水，放好藥，還把柴劈好擱好。可這時屋裡好一陣沒有動靜了。我起來突然看見，她已經……」奶奶不成聲。
在李粉香上吊自殺後的第二天，鄧欣終於接到了昆明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同時抵達的還有今年省教育廳下發的各項助困政策。母親的自殺頓時變得輕如鴻毛——鄧欣至今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如果媽媽知道我有條件獲得各種資助，她還會死嗎？」鄧欣最終獲得了當地民政部門、縣鄉政府、曲靖市交警支隊籌集的近兩萬元資助——一起極端事件促使當地有關部門紛紛「獻出愛心」。鄧欣卻從中讀出了無比殘酷的事實：「如果媽媽不死，我還能得到救助嗎？」這是一種冷酷的邏輯：母親獻出的生命，女兒獲得了援助，女兒所獲得的援助是用母親的生命換來的。如果母親不死，像她這樣處境的家庭還有很多很多，她因為沒有學費而無法正常入學的命運，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注意。
他們就在我們的身邊，他們絕望而死，他們是孩子，是父母，他們是大地上耕作的農民，是窮人，也是我們的同胞。我們不能漠視他們的存在。那些經常在口頭上過癮的「愛國者」們，那些習慣於在網路上罵人的「憤青」們，有多少人會認真對待中國教育的困境和同胞的死亡？改變中國的現狀，如果避開改變中國農村的現狀，就變成了一句空話；熱愛中國，如果不關心中國的農村的現狀，就變成了一句謊言。在農村，孩子們正在死去，母親們正在死去，不是死於疾病和饑餓，乃是死于心靈的乾涸和對未來的絕望。如此慘烈的悲劇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如今，中國已經擁有數目居世界第一位的、天文數字般的外匯儲備，政府完全有能力將比較充足的教育經費投入到農村的基礎教育之中。僅僅減免學費是不夠的，還應當給予那些堅持就讀的、貧困家庭的孩子以一定的生活補貼。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一個家庭的命運、乃至一個國家的命運。在《西部的家園》一書中，我讀到了大學生志願者陳曉冬講述的一個農村孩子的故事：那個孩子天真的一面，永遠寫在他的臉上。今天下課的時候，陳曉冬問他為什麼讀書，他一臉茫然地看著老師。他的表情告訴陳曉冬，對於一個十歲的孩子，明白學習的真正目的似乎是一個太複雜的問題。正當陳曉冬感到遲疑時，這個孩子終於開口回答說：「我喜歡學習，學習多有意思啊！」
中國的教育當局能否滿足這些孩子小小的心願呢？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