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願看檔案的「受害者」內心煎熬：當事人能從檔案辨識出的線民，必定是他當年相當信任的人
線民不只有一種面貌，被監控者當然也不會只有一種情緒。就林國明訪談，被監控者有些人覺得線民不可原諒、比校內國民黨學生還可惡，也有同情線民者──學運人士劉一德記得高中好友在大二坦承自己是線民時，好友情緒崩潰、哭得像整個人被摧毀了，劉一德現在仍想，對方曾經出賣朋友這事，或許是更長遠的陰影：「我只是難過那幾天，他可能難過一輩子。」
線民跟被監控者之間的關係當然不是全然對立、可能就在同個社團可能是曾經的戰友，有些受訪者還會覺得線民也是「被害者」、希望不要讓他們身份曝光。問起林國明，是否也有人因此不願去看檔案？林國明說確實有：「如果看資料可以知道線民是誰，那就是2、3人的聚會被寫才有機會，會出現在那場合的必定是他當年相當信任的人，他不想面對這種狀況……」
對於1980年代的學生來說，參加學運或社運會被監控，在那時代算是一種「常識」，1990年「野百合學運七人決策小組」成員之一便說：「我們辦什麼活動都有人去看啦，然後也會有照相啦，教官啊什麼的都很公開嘛，但是社團內部的會議，其實老實說我沒有特別的去想說誰可能會是所謂的spy……」甚至，有學運重要幹部可以指認出調查局、警總、國安局、軍情局、憲調處等5大情治系統。
至於什麼是會被調查局視為「有用」的情報，林國明說，「安苑專案」一開始就是調查局咬定學生行動必定跟所謂「海外陰謀集團」有關、後來又猜是黨外力量、工運農運也要操控學生，因此特別關注學生對外串聯狀況。例如林國明大一時社團曾邀請黨外《新潮流》雜誌編輯吳乃德來演講、這些發言就被線民高度警戒連記了好幾頁，林國明大二因台北市長選舉去志願監票也被記，跨校聯繫也是關注焦點、國民黨對所謂「學潮」陰影極大。
這些監控雖然大多不會針對個人、主要以某社團為關注對象，在當年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自己被怎麼寫──林國明舉例，有位女性受訪者就相當擔心自己會被寫入過度隱私，是2018年以後去促轉會看檔案才發現沒有。
雖然如此，有些受訪者也會介意調查局人員隨意加上的評論，例如「此人心胸狹窄、充滿政治野心、性格偏激」等，容易引起後人誤解。甚至，林國明也被線民亂寫過某年某月某日跟學長受黨外人士之邀到福和橋下「吃香肉」，他根本不吃，但檔案裡就是亂寫了。
以結果來說，調查局的監控行為大多沒有對學生造成實質破壞，例如台大「自由之愛」立法院請願活動，即便當時內部會議、分工、路線都有重要幹部洩露情報給調查局，這些活動最後也沒有被破壞或阻止。林國明也認為1980年代監控行為多數沒有讓當事人付出多大代價，但他強調，那是「結果」，監控氛圍也未隨解嚴或民主化而改變或淡化──直到1988年他從大學畢業，監控氛圍仍在，學運與社運參與者只是把這事「平常化」，但廣大學生仍會怕自己被留「黑紀錄」影響工作、無法進學術圈，當時也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台灣後來真的會走向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