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連1990年黨外人士吳乃德都會被指責論文有「反政府思想問題」未獲中研院聘任。即便一生順遂未受太多影響，監控也確實造成社會撕裂，誠如前述劉一德得知多年好友竟是線民的心情，「全世界唯一能信任的就爸爸跟媽媽。」
歷史沒有唯一真相：如果社會氣氛認為「抓耙仔」就十惡不赦，他們就更難願意出來講
這些監控紀錄是否要公開，林國明其實也沒有標準答案，但他認為這確實是個開啟社會對話的機會，2020年2月份他也曾經全台巡迴做公民座談會、協助蒐集大眾的想法──開放檔案在公益性上對於民主法治教育、理解歷史真相當然有相當程度的幫助，但一方面造假、亂寫、涉及隱私的內容也可能會被公開、可能造成對當事人傷害，該如何權衡，就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就目前蒐集意見，林國明說多數民眾最大共識是以「最大開放」為原則、部份遮蔽隱私，而對被監控當事人來說，當然是希望能知道當年被寫了什麼、能看到最完整的資料，「他們認為，雖然我看到資料可能涉及別人的事，但身為當事人應該有知的權利。」可行的作法之一，或許是視調閱檔案者身份而有不同程度開放，例如分為當事人、學術研究、媒體從業者、一般民眾等層級。
最有爭議的，就是「線民」身份要不要曝光的問題，這點連當事人都沒有共識，林國明訪談的24個1980年代學運參與者都有不同看法──有些人認為線民就是做不對的事、「不要以為他們只是小奸小惡」，主張線民為過去行為負責、社會才能學到歷史經驗教訓，但也有些人想法不同，覺得以結果來說自己並未因監控受到太大傷害，甚至試圖理解、或替線民說話。
「有些人認為這些人當初這樣做是有些多樣的原因，有人說他人很好、有些人會為線民求情希望不要曝光，也有些人會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是體制帶來的壓迫。」林國明說。
確實，要把檔案上記載的線民都視為「惡」，有一定難度──林國明曾見過一位跟學務長為學生權益激烈衝突的教務長也被記在「運用人員」清單、畢竟當時整個學校行政體系當然是受國民黨控制，一個人會成為「運用人員」也有各種複雜成因，有些甚至是被威脅的，「好人」、「壞人」並不是那麼黑白分明，更不用說檔案還會有錯誤資訊，很多人在不知情狀況下跟調查局人員講過幾次話就被寫成「運用人員」。
對線民的觀感，也會有時代之分──1950年代被告密者可能遭處死刑、家破人亡，1980年代社運參與者卻通常不會走到這地步，這些結果也自然影響到當事人對線民觀感，「態度不一樣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承受後果是不一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