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自治抑設置民選議會：《兩個太陽的台灣》選摘（3）

全世界的民族自決浪潮、閔元植的立論，以及閔元植的被刺，將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初期奮鬥的目標，由撤廢六三法運動，引導到要求臺灣自治。但要求臺灣自治，係要求臺灣完全自治，抑要求設置自治主義中最重要的民選議會，便成為確立自治路線後，如影隨形產生的第二層次爭論的問題。

就當時留學生思潮而言，由於全世界性民族自決浪潮的影響，一些民族國家已經紛紛獨立，一些民族國家則正從事獨立運動，乃如蔡培火所自述：「此等時代思想潮流（民族自決主義），深刻地衝擊了臺灣的思想……若論在東京臺灣留學生間的思想潮流，主張完全自治的比較多。」

但後來臺灣近代民族運動並沒有採取當時可謂居於臺灣留日學生思想主流的完全自治路線，而係走上設置自治主義中最重要的民選議會路線，這是新民會會長林獻堂，在聆聽兩派的辯論以後，所做的政策決定。

曾經長期是林獻堂祕書，且有「獻堂先生之一半」之稱的葉榮鐘，在其實際執筆的《臺灣民族運動史》一書，認為這項決定是基於四點考慮：

第一，因為日本中央政府對朝鮮與臺灣的觀感不同。

第二，臺灣總督府的壓力迥非朝鮮可比。

第三，臺灣民眾的鬥爭力量不夠堅強。

第四，自田總督赴任以來，正在大吹大擂宣傳所謂「內地延長主義」，亦即「同化主義」，它和自治主義恰恰相反，這個正面衝突的結果不問可知。

大致地說，這些理由都非常貼切，事實上，也正為了避免與總督府發生全面的「正面衝突」，留日的臺灣留學生，才在捨棄六三法撤廢運動後，決定採取自治主義中最重要的民選議會，做為他們開始推動「臺灣統治的改革運動」「共同奮鬥的目標」。

結論

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出現兩次路線之爭，這次──第一次──的路線之爭，在目標尚未確立以前，留日的臺灣留學生意見極為分歧，他們在經歷兩個層次的爭論以後，才確立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做為他們「共同奮鬥的目標」。由於他們討論時，態度不僅極為認真、激烈，也極為誠懇、謙虛，因此當目標確立後，他們便都拋棄主見，為共同確立的目標奮鬥，這樣才能出現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絕無僅有的大同團結時期。

所謂臺議運動，就是要求依臺灣的特殊狀況，在臺灣設置由人民選出而享有立法權和預算決議權的議會，來監督總督府的施政。這項運動從一九二一年第一次請願開始，雖歷時十四年，有過十五次請願，但其高潮卻是在臺胞抗日運動處於統一戰線時期。

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因臺議運動而邁入實際推行的階段，從一九二年一月第一次請願起，到一九二六年二月第七次請願止，是臺議運動由發動而達於高潮時期。在這同一時期，臺灣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加強其深耕，而《臺灣青年》、《臺灣》與《臺灣民報》的宣傳也擴大其影響，這時實是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統一戰線時期。臺議運動代表統一戰線時期臺胞在政治上的要求，這項要求不但得到臺灣島內所有抗日團體的共同支持與呼應，也得到日本本土與中國大陸臺胞抗日團體的共同支持與呼應。 （相關報導： 日軍佔領台灣，民眾的抵抗從來沒有停止過、至少有1萬4千人遭殺害！揭台灣人壯烈的抗日鬥爭史 ｜ 更多文章 ）

但隨著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擴大與深耕，到了一九二六年之際，內部便又漸漸出現爭論，這是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第二次路線之爭。這次路線之爭不但未能如第一次路線之爭一樣，帶來大同團結的結果，反而導致抗日戰線的公開分裂，而使統一戰線趨於瓦解。臺議運動也因這一瓦解，於一九二七年後，變成為部分抗日團體政策的一部分，後來更演變成為少數幹部脫離民眾的「職業運動」，林獻堂等人乃於一九三四年，發表〈臺灣統治意見書〉及〈請願運動停止聲明書〉後，自動宣告結束此一運動。

二元教育政策

日本據臺五十年間，成為總督府遂行愚民目的的主要做法，便是二元教育政策，日臺二元教育政策也可說是標準的殖民地歧視政策。

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九年間，在教育系統上，總督府在臺灣所設的學校，僅有公學校（日人唸的叫小學校）與國語學校；一八九九年再設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公學校的目的只在傳授日語；國語學校又分為師範部、國語部及實業部；師範部的目的，在培養公學校教員；國語部的目的，是對臺人授以日語為主的中等普通教育；實業部的目的，是對臺人授以有關農業、電信、鐵路等中等程度的技術教育；醫學校專以養成醫生為主。所以，日本據臺最初二十五年，語文教育與醫學幾乎構成教育的全部內容。賴和在短篇小說〈無聊的回憶〉，描寫公學校的教育時，便這樣說：「日本話以外，別無所謂讀書，學問也就在說話之中。」

到了一九一九年，「一則由於世界大戰後民族運動風潮波及臺灣的結果，為應付臺灣人對文化要求之必要；二則因臺灣的資本主義化，有了飛躍的發展，隨其生產及資本集中的高度化，在經濟方面也須提高普通教育及技術教育；三則由於住在臺灣的日本人子弟增加的結果，致有設置高等教育機關的必要。」於是總督府乃頒布「臺灣教育令」，進行教育改革。 （相關報導： 日軍佔領台灣，民眾的抵抗從來沒有停止過、至少有1萬4千人遭殺害！揭台灣人壯烈的抗日鬥爭史 ｜ 更多文章 ）

＊作者曾任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促轉會主委，現任臺北政經學院基金會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兩個太陽的臺灣：臺灣文化、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狂飆年代》（增訂新版∕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