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急先鋒背後 香港學生激進派前世今生

香港「佔領中環」如箭在弦，學生扮演急先鋒的角色。相較於「佔中」三位發起人，大學生跨校組織「學聯」和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表現激進，成為運動的催化劑，推動泛民黨派更趨激進化，但也刺激溫和派中間路線崛起，落實北京版本的普選。學聯是八九年北京學運的重要支持者，二十五年前的天安門廣場與今天的中環是學運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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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香港沒有懸念的時刻，也是充滿懸念的時刻。醞釀逾一年半的「佔領中環」││以群眾癱瘓中環金融區，迫使北京開放「公民提名」、沒有篩選的方式，普選香港行政長官，不再是爭論不休的假設，而是即將出現的政治現實。但無論哪一個黨派，都無法確定即將到來的「佔中時刻」，會對香港帶來什麼影響？這是曇花一現的激情，還是香港從此走向動亂的開始？

但可以確定的是，學生的力量將會扮演急先鋒的角色。

佔領中環這一行動本身，相對以往香港的抗議行動，無疑是激進的，但微妙的是，運動的三位發起人，大學教授戴耀廷、陳健民與牧師朱耀明，卻在整個運動中，表現出了比他們的同路人更為不激進的一面。從這個運動開始的第一天起，他們就宣稱，佔領中環應該是最後的選項，只有公民提名普選的希望還在，民間應該與官方保持溝通。在過去的一年半裏，他們堅守了這一點。佔領行動一直在他們的計劃裏，但又隨著香港政改的推遲而推遲，似乎變成了一件尚且遙遠的事情。在泛民主派的內部，不同的聲音早已出現，認為佔中三子過於溫和。曾有學生在給陳健民教學評價裏寫了四個大字：「盡快佔中」。

在政治與社會領域裏，學生似乎擁有特權。這或許是刻板印象卻廣為流傳，政治人物會言不由衷，黨派可能為了議席做種種考慮與妥協，哪怕社會名流都可能被質疑與看不見的商業力量存在聯結，而學生的道德純潔性不容懷疑。學生們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並引以為傲。「學生作為仍然在學的一個群體，既未完全踏進市場受污，亦理應保留著對理念的堅持，於是乎學生的一言一行往往被認為是外於利益考慮」，在刊於八月出版的《學聯報》上一篇名為《學生之於政改》的文章寫道：「不管時代巨輪的壓力是不是錯落在學生身上，作為關心香港未來的公民，我們都應把自己貢獻在屬於我們的土地之上。」

不同世代的分歧

青年人與中年人的分歧似乎愈加明顯了。在三月底的學聯週年換屆大會上，周永康成為了新任秘書長。正是在這個為期三天由五六十個各校學生代表參加的大會裏，學聯提出七一回歸日之後啟動佔中，他們不否認，受到了台灣太陽花學運的激勵（由華人民主書院牽頭，周永康等人與太陽花學運的領袖林飛帆、陳為廷，早在運動尚未發生前就相識，是經常溝通的朋友），那場運動縱然被詬病為民粹與冒進，但衝在前線的學生們最終取得了他們想要的東西——馬英九政府無法通過服貿協定。

周永康從未經歷過跌宕起伏的戲劇人生，他生於中產家庭，從一所基督教中學（信義會心誠中學）畢業，中五時才第一次參加維園六四晚會，這一切與許多香港年輕人並無不同。但與很多談起時事滔滔不絕的同齡人不同，這個香港大學比較文學與社會學專業的大三學生是個話不多的人，自我評價是「穩重、冷靜、謹慎」。在他的院系裏，教授司徒薇常年致力於社運工作，他也上過她的課，雖然並未跟隨司徒薇參與反高鐵等運動，但經常聽後者在課上講起。他說，未來想成為記者或者進入NGO。他承認他的使命感大約來自學生會的耳濡目染以及社會議題的積極關注。大學學生會總體來說，是個小圈子，由校園裏最有政治熱情與行動力的一批人組成，這種人總歸是少數派，甚至少到幾乎不需要競爭「上莊」（即進入幹事會）。

「我們一直不覺得公民抗命可以一次成功。我們不相信也不同意戴耀廷那一套：公民抗命是一個核彈。」周永康對亞洲週刊說，他講話時保持著常見的嚴肅神情，「如果等政府的方案出來，你再去公民抗命的話，實際是推倒運動，太遲了。」他認為民間不應該想著去推倒一個不理想的方案，而是提前給政府製造壓力，爭取一個更加民主化的方案。

不僅在佔領的時間表上，學聯與佔中三子產生了分歧，對政府未來政改方案的接納底線上，雙方也有不同的考慮。佔中三子的要求是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普選，這是個略為模糊且學術化的概念，在香港當前的輿論下，可以理解為提名委員會充分民主化、排除不合理篩選，而學聯與一些激進團體的底線則是門檻更低的公民提名。哪怕對政治不甚關心的人，都能很快搞懂這種操作，意為一定比例的選民提名（學聯要求的是百分之一），即可成為特首候選人。

公民提名所面臨的障礙是，它違背了香港基本法的文本要求，四十五條規定，特首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在一年前，爭取公民提名，並不是泛民主派裏的主流意見，然而現在，它成了某種政治正確。概念與操作上的簡單明瞭，無疑為它爭取了很多基層支持者，但不可否認的是，學界力量的崛起也促成了公民提名的推廣。

此前，佔中三子組織的民間普選方案投票中，學聯與學民思潮（二零一一年由中學生黃之鋒成立的政治團體）聯合推出的學界方案成為了第一階段勝出的三個方案之一。雖然最終落敗，但它在民間總計七十九萬的投票中，獲得了超過三十萬張票。這個投票並不得到官方承認，程序上也有些瑕疵，但學生們的號召力，獲得了充分展現。

「大部分香港人都有『政黨潔癖』，學生可以填補這個空缺，凝聚更多的人。」人民力量黨主席袁彌明對亞洲週刊說。人民力量是一個成立三年的主張激進的政治聯盟，曾在上一屆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狙擊民主黨——香港泛民主陣營裏歷史最悠久政治影響力也是最大的黨，給民主黨造成了議席的損失。

「我覺得沒有一個年輕人會認同民主黨。」學聯上任秘書長陳樹暉對亞洲週刊說，他也是一位九十後。對於他的學聯前輩、如今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他同樣毫不客氣批評了一番。民主黨的尷尬處境，與二零一零年的決策有關。那一年民主黨的幾位領導者決定走入中聯辦談判，隨後在當年政改方案的投票中，民主黨議員們投了贊成票，令一個較為保守的方案得以通過（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員贊成即通過）。

這一系列舉動被泛民陣營批評為背叛與投降，他們認為，寧可政改停步不前，也不要一個失望的方案。陳健民正是那場談判的中間人與參與者，他理解民主黨的挫敗感。民主黨成員甚至用了「亡黨」一詞，來形容若不改變路線的後果。

「民主黨在當時沒有民意授權，所以後來就受到攻擊。」戴耀廷說，而佔中三子正是希望通過程序的設計，賦予黨派未來投票時的合理性。他們計劃未來政府的政改方案在符合國際標準的前提下，就舉行第二場民間全民公投，如果結果是過半數贊同（戴耀廷與陳健民均認為，若是建制派也動員起來，全民公投沒有不通過的理由），某個黨派投贊成票就有了民意基礎。「這些溫和泛民派可能繼續受到一些激進泛民的攻擊，但是對他們的影響也不是很大，他們可以很有力地說，我們根據公投結果去投票。」這或許是個一廂情願的想法，對政治的複雜性缺少考量，程序中也有不可避免的瑕疵，但恰恰是戴耀廷的天真、樂觀與執著，促成了「佔領中環」，由一篇他所寫的書生囈語般的文字，演進為一場浩蕩的運動。

「我們必須要根據已經定下的路線圖去做所有事情。」雖然程序並不完美，戴耀廷仍然認為應該堅守程序本身。也正是基於這種理念，佔中三子決定對於學生們七一的佔領行動不參與不動員。「如果有些佔領的活動太早出現，會不會對話的空間被壓縮到沒有？」陳健民對亞洲週刊說：「因為中央的鷹派也可以利用這個藉口，說沒什?好談的，這些人就是搗亂的，方案都沒有出，你們就佔領。」

除此之外，他們也擔心，學生的熱情無法控制，最終傷害到至今尚且和平的運動本身。「有很多人比較八九民運和佔中，八九民運全都是學生主導的，知識分子走進去，勸他們退場，結果四個人留下來絕食。這個運動不同，學生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可是不是主導的力量，只是其中一個部分。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學生……都有很平等的位置。」陳健民說：「我們要避免六四那種狀態，就是我們有學生的熱情，可是也不會過激。」

開收音機防止監聽

隨著七一的迫近，學聯領袖們似乎要動真格了，在學聯辦公室開會時，他們會把手機全部堆在房間一角，把旁邊的收音機開到最大音量，以防監聽。他們在各院校招募「大專行動團」，並著手印刷宣傳冊與單張。一切的指向是，七一當晚。

在六月裏，佔中三子與學聯進行了多次溝通。有些時候，他們認為學生代表已經基本同意放棄行動了，但到了晚上，對方又回覆說，學聯內部商討後還是覺得應該去佔領，反反覆覆若干次。

同樣一件事，雙方看來會呈現完全不同的效果。對於第一輪全民公投，很多人預測會有十幾萬人投票，戴耀廷是最樂觀者，也不過預測會超出三十萬人。但最終的結果超乎所有人預料，六月二十九日結束的公投獲得了七十九萬人參與（香港登記選民有三百五十萬）。學生領袖認為，應該聚集起這種民意，通過公民抗命，給政府予以威懾。但佔中三子恰恰相反，認為民意已經充分表達。「他們要做的話，希望他們不會做成一種運動。如果他們發生什?混亂，其實對我們影響很大，為什?要再冒這個風險，把焦點全部轉移？」陳健民說。

從表面上看，佔中三子的勸喻似乎產生了效果。學聯最終決定，七一當晚不採取無限期佔領中環，而改為「預演」，撤離的時間定在早上八點——一些人也曾建議九點甚至中午十二點，但他們協商後認為，還是不要影響中環金融機構運作。

然而在周永康的表述中，以上決策是學聯綜合考量後獨立做出的——通過一次次的內部會議達成共識，並不存在被外界說服。他承認，全民公投的延長（原本應在六月二十二日即結束，但因黑客攻擊而延長一週），客觀上對學聯造成影響，「因為如果六月二十二日就有投票結果的話，接下來一個禮拜你會不斷地逼政府回應，然後七一再有升級行動，就是針對政府的回應去做的。」但他也表示理解佔中三子的位置。「因為大家經歷了不同的年代，所以有不同的想法。」

亞洲週刊在六月所進行的採訪中，即使那些擅於街頭抗爭的激進政黨，也表達出了對七一佔中的謹慎態度。「佔中是一發子彈，不能亂用。最可能時機當然是政府出了方案，大家都覺得很憤怒，認為一定要走出來。我們不能胡亂消耗民氣。」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說：「七一佔中是出師無名。所以我們不會組織。」但她也表示，會作為支持者出現，「我們的策略可能是警方一開始拘捕示威者，我們就立即走」。她想保留實力，「不是每次都要衝」。

「長毛（即梁國雄）自己個人意見是不傾向佔領。」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對亞洲週刊說。當時該黨主席梁國雄因幾年前一次公共場所的衝擊事件而被判囚四週，吳文遠代替他發言。「揮拳的話要揮重拳，尤其是現在。真正的公民抗命，像戴耀廷所說，除非我們有清晰資訊。我最討厭別人說預演佔中，公民抗命是不需要預演的。要打架就打，不會說我們先來猜拳。」

同意與泛民不彼此批判

無論激進政黨的考慮是什麼，他們並不是學聯七一當晚行動的爭取重點。「因為他們的參與對中間勢力來說不會有正面意義。」周永康深知，要彰顯這場佔領的道德力量，他需要爭取主流泛民黨派的支援。

在六月下旬，他先後拜訪民主黨、公民黨與工黨的領袖。每次見面持續一兩個小時，但政壇前輩們與青年人在風險評估上始終有著不同看法。最終，對方沒有明確的拒絕，但均表示需要回到黨內去討論，「大家的共識是不會互相批判」。

在佔領中環運動中，除了政治黨派之外，一個由五十一家民間團體組成的名為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的組織也發揮著重大的支持作用，除了深度參與佔中的議程，民陣還將二零一三年七一遊行獲得的五十餘萬港元（約六萬四千美元）捐款，扣除成本後全部捐給了佔中三子作為經費使用。學聯的佔中預演置於七一遊行結束後的當晚，而民陣恰好是香港每年七一遊行的承辦者，負責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與路線規劃。在理念上，民陣的新任召集人楊政賢與周永康頗為接近——他是學聯上屆副秘書長。

出人意料的是，民陣也開會否決了佔中預演的參與，擔心人們將合法的七一遊行與非法的佔中預演混淆。雖然在內心認可學聯的行動邏輯，楊政賢承認，從學生到民間團體召集人的轉換，讓他考慮更多。「學生身份其實會有很多盲點，因為你就是站在一個道德高地上。民陣是個爭取最大公約數的地方，很多市民不能接受激進行動。」

在六月末梢，周永康在疲憊中度過，每天忙到只能睡四五個小時。比疲憊更嚴重的是焦慮，雖然得到了一些民間團體的承諾，會在佔中預演時予以背後支援，提供物資並配合召集糾察隊、醫療隊、律師團等，但他尚未得到任何一個政黨的最終確認。他深知，政治領袖的參與，會影響行動的性質，「如果第一次行動有一些溫和派領袖參與，那下一次行動群眾的接受程度會更高」。

他做過評估，如果有三千五百人佔領，警方清場將會極其困難。「大專行動團」已募集到的兩三百名成員中，一半在前線自願被捕，另一半安排支援。人手仍然短缺。會有更多的人加入嗎？

沒有人能夠預先知道。答案在七一之夜的中環街頭。

港澳學聯之別

就在香港學聯緊鑼密鼓籌備佔中預演事宜前後，澳門學聯正在做一件截然不同的事，「第四屆澳門學生形象大使選拔賽」，由下屬的學界常設活動委員會主辦，該委員會的主要工作還包括紀念五四運動、慶祝國慶以及紀念澳門回歸。

以上活動對於香港學聯來說，早已絕跡多年。「以前五六十年代的學生會好像會搞這個。」周永康介紹：「學生會更多要處理公共議題，如果有類似這種形象大賽，同學們的認知落差會很大。」而有意「上莊」（進入幹事會）的學生，往往都希望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上任學聯秘書長陳樹暉在二零一三年當選時，他政綱的重點本來是高等教育，但隨著佔中運動的發酵，他花了更多的時間投入其中，「我們不是要跟學民思潮競爭，但主流媒體的目光都在學民思潮。如果我們不搞的話，大學生的位置會更少」。學民思潮在反國教運動中聲名大噪，得到了很多市民的支持，籌款能力出眾（今年七一遊行學民思潮籌款一百三十三萬元，所有團體中僅次於佔中秘書處的一百三十九萬元）。但陳樹暉強調學聯的重要性，「我們可以短時間動員起來我們的學生，只有學聯可以做罷課。」

學聯辦公室在旺角一座舊樓裏。誤闖入者可能會以為它是個開放式的宿舍，各種雜物亂七八糟地堆放著，有蟑螂出沒。房間正中有台巨大的台式電視機，以前可以用來打Wii（一種遊戲機），但自從電視壞掉後就再沒人碰過它，想打遊戲就通過電腦聯網。幾個床墊和沙發不規則的放在房間的不同位置。房間裏有十幾個大喇叭，但只有四個沒壞，其他都在過往頻繁的遊行抗議中被喊壞了。已逝的民主派前輩司徒華寫的橫幅貼在櫃子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過很多學生直言並不喜歡這位生命最後幾年選擇了與中國官方對話的老人，「他做了完全錯誤的決定」。

這裏某些時刻像個單身漢俱樂部，通過一根管子從洗手池接水，廁所裏可以洗冷水澡，抽煙需要出門去後樓梯，口渴的時候從冰箱取冰鎮可樂（四塊錢一罐，投幣到存錢罐裏作為「公共零食基金」）。男孩子會通宵在這裏打遊戲，然後一覺睡到下午一兩點。這導致唯一全職的辦公室主任——一位已經在此工作了十年的友善而謹慎的中年人，在學生們醒來前，只小心翼翼開桌前的一盞小燈辦公。

然而某些時刻，這裏又會變得像一個緊迫戰局中的臨時指揮部。凌晨兩三點突然召開會議也曾發生過，大家從四處打車趕來。楊政賢記得，二零一二年反國教運動時，香港高校回應發起罷課，他與其他學聯骨幹幾乎每天都睡在學聯辦公室，「每一秒都在工作，完全瘋狂」。當政府宣布擱置相關課程指引時，他馬上在半小時內寫出了八百字的聲明，指出「擱置不等於放棄」。

「在學聯的時光，我們感情特別好，跟樹暉……」楊政賢的表情變得柔和，他說出了一串人的名字，學生工作之餘，他們也有著很多交集，一起買酒回辦公室喝，打一款叫《帝國時代》的遊戲。那段溫情時光已經遠去了。如今，楊政賢進入民陣，而時任秘書長的陳樹暉則成為了佔領中環秘書處的全職員工。學聯像個香港社運的黃埔軍校，很多如今活躍在政治領域的人，都有過學聯背景——他們被稱為「老鬼」。

「老鬼」指那些已經離開學聯的人，這並不是一個無禮的稱呼，相反，喊一聲「老鬼」，表示親密與認同感。嚴格來說，老鬼們與新人並不會存在類似骷髏會式的緊密聯結，但經驗豐富的老鬼是值得信任的。成為佔中秘書處的一員後，某些機構邀請陳樹暉會面。他立刻請教老鬼，「他們通常會用什麼名義去找你，一聽就聽得出來。」於是，他用拖延的方式，擱置了那些可疑的邀請。

有三個物業資金不缺

香港學聯擁有三間物業（一間自用，一間借給民間團體，一間租出），可以申請免費使用大學的會議與活動場地，全港八萬五千名在校大學生每年每人六元的會費、出租物業收入以及「老鬼」的捐款，則基本保證學聯日常開支，無需進行街頭籌款（用陳樹暉的話說，「我們相比其他團體資源真是比較多，所以不要搶他們的」。）——這一點，足以讓台灣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陳為廷豔羨不已，他們的團體在學生會架構之外，資金捉襟見肘。

與黃之鋒建立的學民思潮不同——個人英雄主義難免過分凸顯，香港學聯的代表性來自於八家大專院校學生會的授權，只有所有院校學生會都通過的決定，才能以學聯名義進行。憲章中規定了每個職位的功能、發言規則與替補機制。秘書處是學聯的行政機關，所有行動的執行機構，而監督機構是常務委員會，由各校學生會的會長或副會長、常務委員會主席及秘書處選舉職員組成。

香港大學學生會是唯一仍堅守著古老而程序化的英式傳統的，開評議會的場地是校務委員會的議事廳，每個人穿學袍，會議用英語進行，發言前要說「主席，我要說話」，發言完畢要說「謝謝主席」。

這種嚴謹似乎與香港學聯本身那種散漫自由的氣氛格格不入。「港大的人比較精英一點。」陳樹暉說，他本人則是嶺南大學畢業生。這種刻板印象未必適用於每一個港大學生，但周永康確實如此。他擁有GPA3以上的良好成績，喜歡讀書，趕赴亞洲週刊約訪時隨手拿著一本介紹香港廉政公署的書，總是嚴肅而拘謹。「我花了差不多一年才認識他，那一年港大學生會本來就是我們不喜歡的。」陳樹暉說：「所以他要花更多的努力去讓別人相信他。」

二零一三年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陳冠康並不認同學聯的激進主張，他甚至長期退出學聯每週的例會。而他在校內事務的處理上也引起了一些爭議。在二零一三年二月，一千多名港大學生在該校的中山廣場發動抗議，用「赤化」一詞形容陳冠康，事後看來，無論那位前任學生會會長做了什麼出格之舉——遺憾的是媒體的報道沒有充分給予他回應的機會，這種描述都超越了某種邊界。但群情激憤的學生們自動定義了這場抗議的正義性，他們稱其為「中山起義」。

周永康是「中山起義」的積極參與者，他時任校刊《學苑》的副主編，《學苑》正是抨擊陳冠康的主要陣地。回頭看來，這一役像是投名狀。「我們都打聽過周永康的背景，因為打陳冠康，《學苑》是最厲害的，那我們就知道他是好人。」陳樹暉說。後來，他們發現周永康更特別之處：「開會他談話不多，但是他每一次都是談到重點，都會戳中你。」

香港學運在二零零零年後一度陷入低潮，從一九九九年之後的八年時光裏，學聯只產生了一屆執行具體事務功能的秘書處，其他時候都是空缺。但從二零零七年起，秘書處再未斷屆，特別是近幾年來，學生運動愈發活躍，葵青貨櫃碼頭罷工、反國民教育，學聯領袖們都衝到了最前線。這些變化與社交媒體流行，以及社會整體情緒相關，包括對地產霸權的反感、對香港未來的不安……以及最重要的，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與警惕。

六四後與北京決裂

八十年代的香港學聯扮演的是「忠實的反對派」的角色，與中國政府存在政見分歧，但仍然保持著良好的互動。各大專院校學生會的「上莊」典禮，新華社香港分社（相當於現在的中聯辦）必有官員到賀，新華社還會組織「遊船河」等活動以聯絡感情。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時，學界代表也加入了。盧荻是一九八五年中文大學學生報的總編輯，他記得在報社內部討論時，有人使用「中共」這個詞，還遭到了批評，指出這是台灣用法，「試圖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的一些光榮歷史。」而當談到中國的一黨專政，有些人認為：「不應該孤立地看這問題。」

轉變發生在一九八九年，過往建立的一切，都倒塌了。六月四日晚上，香港學聯的骨幹們聚集在旺角的學聯辦公室裏，流著淚看著電視直播，一夜未眠。這些人中，包括當年的學聯秘書長陶君行，和一年之後成為秘書長的蔡耀昌。他們後來的事業與政治緊密相關。蔡耀昌目前是香港支聯會的副主席，這個組織以平反六四為宗旨，從一九九零年起，每年六月四日晚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燭光紀念晚會；陶君行曾是激進民主派政黨社民連的主席。

「中國民主基金」在當年五月由學聯設立，意在向香港市民籌款支援北京學生運動。學聯託管著「中國民主基金」，擁有簽字批准權。

學聯的綱領由「放眼世界、關心祖國、建設民主香港、爭取同學權益」，也改為了「放眼世界，關心社會，建設民主中國，爭取同學權益」。

因為對中國路線的理念衝突，學聯在八九年之後變賣了下屬的「學聯旅遊」公司(那筆錢用來買了學聯新辦公室)。當年的國慶節，三個學生代表受邀參與新華社慶祝會，他們穿著寫滿字的衣服做了一場憤怒的抗議。那之後，學聯與中國官方的聯繫徹底斬斷了。

從一九九零年開始的每年維園燭光紀念晚會，有一個固定環節，由當屆學聯秘書長發言。六四事件是學聯人繞不過去的情結，近年來隨著本土分離主義的興起，一些年輕人也開始杯葛維園六四集會，但從未動搖學聯的積極參與。只是在今年，周永康想讓他的發言變得略有不同，「六四要跟政改扣連在一起，談到六四的抗爭精神不能只空口講，要有些實質的行動」。

二零一四年的六月四日，在維園搭起的高台上，面對十八萬參與紀念的市民，周永康將當年的那場佔領與今日香港聯繫起來，「希望大家都可以像八九年一樣，聚合力量對抗高牆」。

在七月一日當晚，在民陣組織遊行的終點，遮打道上搭起的台下，周永康哭了。

他收到了身在海外的父親給他發的一封電郵。信中寫道：「行動中你可能無法達到最終目標，但要明白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最後，希望你能安全回來。」他和陳樹暉聊起電郵內容，慢慢地哭起來。

他是聚光燈下的人，他的一舉一動被媒體密切注視著。後來的報道多把他的哭泣解讀為一種溫情流露，但在對亞洲週刊回憶時，周永康說，那一刻他的主要感受是悲哀。「在這個城市裏居住了幾十年的那些人，他們去哪裏了？政黨現在在幹什麼？政黨不該退得這麼後。」

學界的另一股力量學民思潮分開行動，留守特首辦，由於不會堵塞街道，法律定性與學聯的預演佔中並不相同。而在中環的遮打道上，一旦警方批准時間凌晨過後，非法的佔領即發生。三位政黨領袖，民主黨的何俊仁、工黨的李卓人和街工的梁耀忠，已決定加入學生，僅以個人而非黨派名義。

當晚，不同年代的「老鬼」都來了，一九八九年的學聯秘書長陶君行也來了。他們依次上台，發表感言。周永康感到，「學聯的活歷史再現眼前。傳承也許就是以這樣子的姿態出現」。

戴耀廷的謹慎講話

戴耀廷是最後的演講者。那時的他處在一個窘迫的位置上。香港人剛剛經歷了一場士氣振奮的遊行——民陣後來宣布的數字是五十一萬，與警方和港大民意研究中心宣布的數字相距甚遠，這或許有虛張聲勢的成分，但不可否認這是最近十年來人數最多的一場遊行。戴耀廷事先寫好了講稿，但他仍擔心措辭的處理不當，釋放出錯誤的信號，變成對佔領的鼓動，「如果我們號召，規模會大很多」。佔中三子尊重學生的選擇，但早已決定不會留下和學生一同佔領，他也擔心一旦上台，激動的人群會挽留到他守住最後一刻，他難以拒絕。

最終，他還是完成了艱難的演講，沒有鼓動，但也表示了對學生的支持，戴耀廷式的樂觀重點體現在了最後一句，「黎明到來時，你們的目光將與陽光聯為一線」。隨後，佔中三子離開了人群。

他們並沒有走遠，而是在附近的一個麥當勞坐下，用手機關注著事態進展。年長的朱耀明在午夜前回家了，其他兩人則決定一夜不睡。

對於所有清醒的人來說，這都將是無比漫長的一夜。清場——用警方的說法是移離，從凌晨兩點半開始，持續到了早上八點半。五百一十一人被捕，其中有八十五名學生，與周永康的期待人數相差甚遠，只佔民陣宣布參與七一遊行人數的千分之一。大多數學生認同學聯主張，但被拘捕留案底的威懾作用不容忽視，一旦進入執行層面，只有極少數人願意跟隨號召以身犯法。但換個角度看，這個結果又展現了社會各界力量的支持，被捕者中包括牧師、教授、紋身師、家庭主婦、年過八旬的長者，以及三位擔任立法會議員的政黨領袖。

在清場發生時，陳健民感到，戴耀廷「整個人都沉了下來」，似乎想去清場現場。「你不能動，不能參與。」他勸住戴耀廷。他們很快決定，一起趕去被捕者安置處——位於香港仔的警察學校，守在門口，以這種方式為學生打氣。

掀起反警與挺警之爭

就在此刻，許多人——包括警察，已經疲憊不堪，他們需要睡一覺或者洗個熱水澡，但最終一切都會以較妥善，至少絕對算不上悲涼的方式解決掉。七月二日的晚些時候，全部被捕者都被釋放了，其中四百八十六人只接到警告，另外二十五人獲准保釋。他們會在釋放後的第一時間向媒體控訴白色恐怖與警方不合理使用暴力，而支持警方的市民則認為這是抹黑，為此還成立了撐警大聯盟，不同意見者會彼此攻擊。在近一個月後，取保候審者們決定棄保，不再定期到警署報到（通常情況下最多六次最長三個月），警方將他們無條件釋放了。

當載著被捕人士的旅遊大巴駛入警校的大門時，戴耀廷與陳健民一起揮手，車裏的人看到他們，也興奮地跳起來。他們在警校門口守候至天亮。因為還要準備採訪，戴耀廷先離開了。陳健民則等到十一點多，直至首批被捕者被釋放。香港盛夏的早晨已經非常燥熱，他向學生打趣：「毛主席說你們就像早晨八九點鐘，我理解了。熱得不得了啊。」

事實上，清場過程沒有流血，佔領者沒有抗拒，而是任警察將他們抬走。警方基本保持克制，雖然按最壞可能準備了催淚彈，但完全沒有派上用場，甚至連最低武力的警棍都未曾使用。為了移離老人與體弱者，警方還準備了輪椅。「香港的警察簡直像大姑娘，法國、美國的警察我們見過，比香港兇一百倍。」蔡崇國對亞洲週刊說，他是一名曾在法國和香港居住的六四流亡者。

學聯對警方一個主要指責是，佔領者承諾清晨八點自行離開，但警方仍堅持清場。「你佔馬路已經犯法了。你八點說走，我就要讓你走？」一位退休警司對亞洲週刊說。因為擔心報復，他要求匿名。「黑社會打架叫警察走開呢？民主不是避彈衣。」他認為警隊的公共關係科並沒有對指責予以嚴正回應。

在周永康看來，這場佔中預演取得了良好效果。「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影響，去感動其他市民去同意這個運動，無論是之後直接參與，還是在輿論上支持，令政府感受到壓力。」他強調：「公民抗命可以和平非暴力。」

周永康的弟弟在讀中學，並未參加當晚的佔領。他會受到道德上的責難嗎？當提及這個話題時，周永康少有地出現了不悅神色，「這是非常沒腦的說法」。他堅信每一個人都是獨立行事的個體。

七月底，主導政改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約見佔中三子。見面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雙方早已知道難以說服彼此。當三子闡釋完公投的意義與訴求後，林鄭月娥勸說他們取消運動，「你們不能用這種方式去逼北京改變立場」。與此同時，一場熱烈的保普選反佔中運動正在進行。該運動最終獲得了逾一百五十萬個簽名。

這是佔中三子需要面對的民意。他們對民主的熱忱追求毋庸置疑，但當反佔中的聲音蜂起時，他們倡導的運動就處在兩難境地裏。他們一方面強調佔中的威懾力與破壞性，以逼迫北京就範，另一方面卻要消解佔中的威懾力與破壞性，確保那些熱愛和平的港人放心——多次的民意調查顯示，反佔中的人總是過半數。

留下案底難以出國留學

這似乎是矛與盾的悖論。支持者認為：當稚嫩臉孔的學生們衝到了前線，某種程度上轉移了這種困境，他們站出來捍衛信念，行為本身的悲情與感染力——而非對金融中心的癱瘓，變成了最大的武器。但反對者認為，他們只是被政客所利用的工具而已；他們違法與被捕，將留下案底，在將來申請留學拿不到「良民證」（無犯罪記錄證明書），將會無法出國深造，求職也會有困難。

會面的前後幾天，林鄭月娥還約見了一系列政治力量，包括親政府的政治團體工聯會、泛民陣營的二十三名議員、四名建制派功能組別議員、提出溫和政改方案的學者.……沒有學聯。學聯早在六月份要求對話，但政務司司長以公務繁忙為由拒絕了。

在七一佔中預演之後，一些變化正在發生。學聯的佔中在社會取得迴響，被大規模報道。「長毛可以開記者招待會說快點佔中，但傳媒未必會太關心。」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說。媒體也出現兩極化的反應。無畏、年輕、敢於承擔這些美好辭彙的另一面，是冒進、不成熟與偏執，社會上也存在憂慮的聲音。正反雙方都被放大的激昂情緒佔據了。

泛民黨派也做出了回應，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七月六日表示，「民主黨最遲八月會佔中」。雖然民主黨其後澄清仍會配合佔中三子的部署，但這種搶閘表態，似乎預示著黨內出現了壓力。

激進政黨也發生了態度的變化。「佔中三子在佔領中環運動已經被邊緣化了，現在的主導者是學聯。」人民力量的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對亞洲週刊說，「誰先去佔中，人民力量就跟誰」。這個表態非常直率，但考慮到人民力量與學聯所堅持的都是沒有妥協的公民提名（即不是把公民提名作為叫價手段以獲得談判空間，而是作為務必爭取的結果），轉變也在情理之中。

像以往的學生運動一樣，年輕人被一種刻意營造的自我感動包裹著。「未來運動的領導權不由傳統力量所領導，相反是一個新舊交替的開始——新興力量已經動搖了傳統政黨的角色。」陳樹暉在最近一篇網誌（博客）中寫道：「學界的抗爭行動是進取的政治判斷，事實也證明，學界的決定令政局推進了一大步。」

佔中三子承受著壓力。他們也先後公開做了一些以往從未出現過的表態，不排除八月底進行公民抗命。八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作出涉及香港政改的決定。

他們的底線沒有變，仍是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在八月八日，戴耀廷最近一次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闡釋了何為不符合國際標準。「一定不可以限制候選的人數，不能定兩個三個；不可以是要超過一半的提委支持，才可以成為候選人。」他的理論基礎來自於港大三月份一場國際專家參與的研討會。如果最終，政府提出的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通過了二次民間公投，哪怕是一個低標準的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他將結束佔中運動。但如果事態轉向最糟糕的可能，人大決定候選人得到過半提委支持才通過——在他看來這意味著跌破底線，他將立即啟動佔中。

與周永康、陳樹暉一樣，戴耀廷也曾是學生領袖，一九八五年港大學生會的外務秘書長。一九八七年，他經過學界選舉，成為僅有的兩名學生代表，進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港人對民主的渴望在八十年代變得熾熱起來，八八直選運動興起，要求在立法機構引入直選議席，戴耀廷參與其中。但那八八直選最終失敗了。

一九八九年初，他結束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任期。當年七月，他離開香港，去英國深造。他從此遠離了學生運動，學術之門向他緩緩打開。

英國有他的老同學。尚未開學，大家在宿舍打麻將，收音機裏放著歌，《Let the people sing》。那個瞬間，後來反覆在他腦海播放。

他說，播那首歌的時候，他想起了廣場。

對於香港這座城市來說，炎熱的夏季已進入尾聲，剩下的時間越來越少了。可以預見的是，佔中會在秋涼之前就出現，激進派的學生將做一系列公民抗命繼續下去。

但沒有人知道這些佔中急先鋒有多少群眾的後援？他們所能動員的規模？ 他們可以堅持多久，會對這城市的政治發展帶來什麼改變？美國在二零一一年的「佔領華爾街」與香港在匯豐銀行樓下的「佔領中環」運動，都曾經風風火火，但到最後都是無疾而終，也對現實沒有任何的影響。

溫和派中間路線崛起

關鍵是香港的民眾的大多數，是否支持學生激進派的策略，還是認同北京提出的方案，以有中國特色的架構││提名委員會作出候選人的篩選，限制候選人為二到三人，第一次在香港落實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選。激進派也刺激香港溫和派的中間路線崛起，反駁「國際標準」的提法，認為應該普選「袋住先」（先放在口袋），而不是因為提名方法之爭，就全面推倒，原地踏步，阻礙香港的民主進程。

但路線之爭，是在香港的街頭，還是回歸議會？佔中的命運，是否就是香港民主的命運？國際力量的砝碼，國家意志與議會反對派的角力，台前的發揮與應變、幕後指揮的較量，就像今年香港夏天頻頻出現的雷暴雨，滴在七百萬香港人的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