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化可能性，別忘記，刑罰目的還是社會賦歸。
近年風靡的那句話，此人無教化可能性，常作為法官在殺人罪裁判上選擇死刑的理由，無教化可能性，那也就沒有賦歸的可能性，就有正當性可以殺了，不能教化的結論是怎麼咬死的，沒有說得清楚，但法官有合法的審判權，又自己建立正當性，而微弱對標準的質疑聲音，社會的激昂是聽不到的。
教化的可能性，是法官在罪的確定後，在罰的論斷上一個重要的裁判準據。
在比較輕的犯罪，所謂教化可能，當然是指程度之別，若犯後有悔意，不管是和解，刑調成立，嚎啕大哭，寫信懺悔，都是悔悟的表現，法官在心證上接受的程度越大，認為被告邪惡的程度小，那教化可能性就大，就可能在法定刑的範圍判輕一點，讓當事人去監獄完成自己跟社會期待的罪償。
不過無教化可能性，所以判處死刑，反面就也承認了，在死刑裁判之外的所有罪犯，從法官的神之視角，都是可以教化的，也就是刑罰的目的，還是社會的賦歸。
但我們社會是不是選擇用情緒覆蓋這個事實，審判罪犯入監，而且要嚴懲，也知道他們會出獄，卻沒有當初激昂的態度，反而隱形人似的忘卻了這些人的存在。
更生人不是口號，而是在服刑所謂的「罪償」後，能不能夠取得更生的機會，還是終生只能是一個被貼滿標籤的社會垃圾，讓這個冷酷的社會形成了邊界，如同天堂和地獄一般的，高尚之人和社會垃圾的二元國度呢？
刑罰判得越重，把道德的高度拉高，才可以區隔出高尚和垃圾的區別
人的本性是區隔和比較，這從遠古時代的社會建構和發展便能悉知，從部落氏族或到城邦甚至是現代人類更小的小團體，學生，辦公室同事所形成的組織內的小圈圈，那都是這種本性的實例。
也就是這樣的本性，社會基於恆定發展的可能性，產生了具體的制度，在自然的邏輯上，穩定了一套規訓的方法，從比較輕的團體的自治辦法，往上走行政規則，重到是刑法，或甚至是排除的死刑，也就是給你一發子彈，徹底地排除於社會之外。
你在團體裡違規，除名貼上一個標籤，如果你違反行政規則，處分計點再貼你一個標籤，如果你犯了刑法的罪，那就再給你一個標籤，一次次的貼上去，標籤越多你就失去了生命的動力，一步一步地推向社會的邊緣，到被我們評價為社會垃圾的境地。
對於那些貼滿標籤的人，也才能夠去顯示守法的人的高尚，標籤的人越多，也才能抬升出合規的人的高尚，而我們之間的落差，說白了才是報應有效的功能。
型塑出我們對於高尚的認同，因為排斥垃圾，進而在意識上抗拒墮落，而不是因為擔心被處罰，只是不想接觸垃圾而已。
這種思考的核心，便是將違規的人視為異類，而非同類的認知。
在價值上，或許這會是我們對於重刑主義和純粹應報觀念的思考或挑戰。
如果犯錯重在罪償悔改，那更生人，要怎麼才能取得賦歸的可能性？
犯錯了，要悔改，怎麼論證悔改，除了遭受處罰，保證不再犯，剩下的就是用生命的時間去論證自己的承諾是真的。 （相關報導： 風評：台灣遵守美國設的「台獨紅線」就能保平安？ ｜ 更多文章 ）
我想應該沒人反對這是悔改的生命過程，問題是，這個論證承諾為真的時間點為何，是等到當事人蓋棺論定，真的沒再犯，我們才同意他信守承諾的悔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