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菅義偉6日在「廣島和平紀念儀式」致辭，此前的核廢水排放引起世界關注。
傳統國際安全，強調以威懾與脅迫為主的政治協議對國家行為體的束縛，在諸方克制的情況下保證安全。但是，在具體的國際實踐中，由於新問題的出現，舊協議難以跟進束縛，因而產生了非傳統安全。日本核廢水惡意排廢，這在國際社會中並未有先例，也無現成的政治協議束縛，因而產生了非傳統安全問題。該問題中刻意與污染的成分，或將造成非傳統安全的「人禍瘟疫」，對國際安全造成不良影響。
其一，該行為對全球健康安全構成威脅。一旦新問題對國家構成威脅，那麼這個問題就是安全問題。人類歷史上，因為傳染性疾病，如霍亂、愛滋病、炭疽、新冠病毒等對國家整體安全構成了威脅，國際安全定義擴大至了健康範圍。日本核廢水排放入海，勢必將影響全球健康，因此該行為也將納入至非傳統安全範疇之中。
其二，該行為會惡化國際規範。首先，日本惡意排廢在國際社會中，作為惡行的國際實踐，若沒有被制裁，恐將被其他國家效仿；其次，在其他國家效仿過程中，也可能會有滑坡效應，即國際規範變得越來越惡劣。例如，上個世紀因核武器的誕生，國際秩序因核威懾而發生改變，而核威懾的來源，即擁核國家是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當核污染會對當代國際安全造成影響時，核污染的排放行為，也會對國際安全秩序造成惡劣影響。又如，核擴散的現象使得核不擴散目的的核威懾可信度降低，那麼，核污染擴散也會相應使得對於核污染進行制裁的可信度降低。由此，日本惡意排廢行為，會使得將來國際安全遭到更為嚴重的破壞。
其三，該行為會產生國際健康安全方面的「流氓國家」。在惡化國際規範的過程中，行為體會在國際社會上產生示範作用，並會使得其他國家效仿。例如，國家行為體只顧及自身戰略利益，蔑視國際規範，因經濟考量而選擇向海洋排廢，那麼這樣的國家在國際健康安全方面可以算得上是「流氓國家」。這些國家長此以往，不受國際社會規範，會對國際社會產生惡劣影響。
其四，該行為是對非國家行為體的蔑視。日本不顧國內外民眾、社會團體等非政府組織的反對，作出排廢決議，明顯是對輿論的蔑視。例如在日本決議提出後，日本、韓國大規模抗議活動，並沒有減緩日本政府推進排廢決議的步伐。因此，非國家行為體要注重策略，因應日本相關行為。
為了因應這些不良後果，國際社會應採取行動。首先，國際社會要宣導人類健康安全方面的全球治理。健康問題關乎全球範圍內的全部人類，因此需要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隨著海洋環流效應，核廢水污染將逐漸對西太平洋乃至全球範圍內的海洋產生影響。然而，如今健康安全議題仍然面臨重重阻力，例如經濟負擔方面，對於健康的維護、對於危害健康的處理成本；健康問題政治化操弄方面，某些國家利用健康安全問題，對國際對手進行政治化攻擊，使得真正的健康問題被邊緣化。因此，該問題需要全球範圍內的國際社會廣泛關注。
其次，國際社會要加緊國際政治協議的制定。國際安全秩序依靠國際協議約束，傳統國際安全講究「以暴制暴」的威懾策略，對於核不擴散的威脅主要使用最小威懾、戰爭策略、軍備控制等辦法。針對日本排廢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國際社會不能以同態方式進行制裁，但可以確立政治協定，以替代方式進行，如阻斷核設備供應。由此，類似日本排廢的行為，會因為受到制裁威脅而受到約束。
再次，國際社會要加強對「流氓國家」的制裁。因為一旦出現制裁無力，相當於宣告國際社會默認「流氓國家」的行為。「流氓國家」也因此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因此，對「流氓國家」的制裁關乎國際社會對相關安全問題的重視及聲譽。
最後，國際社會要加強非政府組織的作用。非政府組織的靈活性與輻射範圍，是推動國際事務的優勢。例如，跨國人權倡議網路，從點名批評，到發現問題根源、進行資源動員的處理方式轉變，對於國際人權事業推動起了很大作用，類似地，健康安全方面的非政府組織也同樣可以聯合日本國內外的相關組織，對日本進行抗議批評以及動員活動。因此，要聯合全球範圍內的非政府組織，使得其對全球健康安全問題有促進作用。 （相關報導： 趙春山觀點：解讀李顯龍給台美中三方的建言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南京航空航太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