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顯然已被高度政治化，它可以把「我群」的人們緊密團結在一起，但更多時候成為離間與異邦「他群」之間的關係的工具。奧運會的發展，一方面產生民族主義大熔爐的凝合作用，另一方面卻也離間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柏林奧運造就宣揚仇恨意識形態的工具
1936年的柏林奧運，希特勒把奧運會的宏大場面及相關活動視為宣揚仇恨意識形態的工具。柏林奧運會是一次重要的轉折點，政客們意識到，原來可以通過操縱奧運為自己的或國家的政治目的服務。自此而後，奧運在促進體育民族主義的效用日益被發揚光大，而且官民一體，共襄利用奧會弘揚體育民族主義的盛舉。
過激的民族主義本身就存在着危險，體育民族主義亦乎如此，在賽事的爭戰中，往往激情凌駕了理性，仇恨的情緒與意識入侵腦袋，成為難以根除的一種精神病毒。
當年英國擊潰阿根廷對福克群島的占領，後來阿根廷足球隊在1986年世界杯足球賽打敗英格蘭隊，最後赢得冠軍。阿根廷隊的球星馬拉度（Diego Maradona）納後來在傳記中寫道：「這不僅是打敗了一個足球隊，而且是打敗了一個國家。當然，我們在賽前都說足球與福克群島的戰爭無關，但我們知道很多阿根廷的小伙子在那兒犧牲了，像小鳥一樣被射倒。這是一場復仇，仿佛收復了福克群島的一小部分。」
同樣的，在冷戰期間，對陣雙方有意無意間都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對抗帶到運動場上，其他的國家爭鬥與政治對立同樣將體育政治化，任憑體育民族主義的激情膨脹擴大。
戰爭多半是在國家主義的利益驅動下打響的，而國際性體育賽事則能反映、強化甚至創造國家主義。在許多國家，最大眾化的民族主義往往是體育比賽，透過如此激情的場合，大量群眾在支持自己國家的熱情變得極其情緒化。在賽場上，那個被想像出來的集體或者國家變得更真實，而使體育為灌輸民族感情提供了特别有效的媒介，它也就是提供了一種展示國家本身的象徵性行動。
基於這個道理，冷戰時代中兩國陣營都意識到體育對提高政治影響的高度價值，所以當時的蘇聯積極參加國家體育比賽，而且要不惜一切勝出。當時有蘇聯記者指出：「每個新的勝利都是蘇維埃社會型態和社會主義體系的勝利，它為社會主義文化領先於資產階級國家腐朽文化的優越性提供了一個不可辯駁的證明。」真的這樣嗎？太誇大其事了吧。
象徵意義經常被政治惡用
體育民族主義固然有激勵人心與提升自豪感的效益，但它的象徵意義卻經常被政治惡用了，所產生的負面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一旦過度浸染而使人產生盲目支持政治權威與強烈仇視外敵之時。
在奧運熱頭中，乃至平常的國際體育競賽中，懷著適度的民族主義激情觀賞，可以增進樂趣，也有助益提振民心士氣，正如當年在國家陷入外交困境之際，世界舞台上的少棒賽撫慰民眾的心靈，但也就如此而已，過了頭就會蒙蔽視野，激化負面情緒。當下的台灣，確實需要適度的體育民族主義激勵與凝聚，但適可而止，千萬不要走火入魔而被激情沖昏了頭。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前中選會委員，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