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堵是被動防禦，疫苗才能主動免疫；換句話說，沒有疫苗根本無法打贏流行病的戰爭，這也是我們從小到大要施打許多疫苗的原因。
防疫破口致使多人染病，政府宣布三級警戒，突然到來的停課與禁止商業活動，讓民眾陷於恐慌，更對政府的疫苗政策感到不滿。在野黨基於監督，對政府為什麼無法取得疫苗一事提出各種質疑，網路的各種流言，一時間台灣集體陷入「疫苗焦慮」症候群中。
捐增疫苗實踐國際人權理念
疫苗緊張也沒持續太久，7月12日「永齡基金會」與「台積電」簽約購買德國製造的BNT疫苗。翌（13）日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上午宣布，開放18歲以上民眾進行疫苗接種意願登記；紛紛擾擾一個月的疫苗之亂，在此畫下了句點。值此，得讓吾人省思，疫苗在全球性疾病危機下的價值與意涵。
6月4日日本提供我國124萬劑疫苗以來，至7月27日捷克宣布捐贈我國3萬劑疫苗，包括美國、美國、立陶宛及斯洛伐克等國家約有593萬劑，解決了疫苗不足的燃眉之急。
在台灣或因各種因素有人戲稱此為「乞丐疫苗」，卻忽略自1980年代以後，國際政治因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特別重視「權力」、「利益」外的「人權」元素；復以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興起，重視理念（idea）甚於利益，「人權理念」因此被嵌入國際體系的結構中，冷戰後的諸多國際社會維持和平行動，其動機非出於國家利益也非地緣戰略，而是維持國際社會的人權價值，避免種族淨化的大屠殺。
換言之，對國際政治而言，捐贈台灣疫苗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人權」與建構主義「理念」複合體的實踐。
互相幫忙驗證民主共生價值體系
贈與國都是重視人權的民主國家渠等認知到，當台灣面臨中國的武統壓力與疫苗不足的雙重高壓下，台灣的民主政治社會可能因此產生倒退（Democracy regression）；這也讓鄰國日本與日本感到焦慮，所以率先捐出疫苗。
地緣政治上，冷戰時期台灣為花彩列島（Festoon Islands）樞紐，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堡壘，若台灣因此而被共產主義滲透或動搖，將撼動人類的民主政治發展，此壓力也讓遙遠的歐洲民主新興國家包括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等國捐助疫苗，量少卻再次驗證了歐洲地區自1975年《赫爾辛基最終法案》（英語：Helsinki Final Act）後所形成的「民主共生」（Democracy and symbiosis）的價值體系，自此有諸多的國際行動皆源自於此。
2021年蔡英文總統所參加的2018年7月22日成立之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Copenhagen Democracy Summit），亦是國際間眾多民主共生實踐活動之一。
權力、利益、與人權通常國際政治的「動機」，疫情之初台灣借鏡瑞典「瑞典來幫忙」模式，以「台灣能幫忙」主動向世界提供醫療物資，就西方民主先進國家先驗觀念（Transcendental Idealism）而言，必是民主共生價值之砥礪，因此對台灣的疫苗協助，自然是民主共生價值的共同實踐。當下，台灣都有疫苗了，「乞丐疫苗」一詞也不復存在，卻也給了台灣一門極珍貴的國際民主共生課程。 （相關報導： 風評：這款超理性高端疫苗，當然要為蔡英文開綠燈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