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中共建黨方五年。胡適受邀於國外進行一場英語演講，題目為The Renaissance in China（〈中國的文藝復興〉），談五四，談國民黨，更重要的是談為何五四後中國的知識份子轉向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胡適一演講完，在場的評論人便認為「我們現在能明白為什麼中國人為何傾心布爾什維克了。」
中國人為何傾心布爾什維克主義？胡適在演講裡，談到了中國當時面對的核心問題，是整個社會缺乏組織。國家的力量無法觸及農村裡來。缺乏組織，所以生產力低落。缺乏組織，所以國家不能統一。缺乏組織，所以中國是一盤散沙。中國在晚清到民國初年的一切困境，若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講，便是出於：
「中國人作為一種族，向來缺乏組織（The Chinese as a race have always shown a lack of organization）」這便是胡適眼中困擾了中國數百年的困境。本文簡稱為「胡適難題」。
台大歷史系的王遠義教授在〈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便分析到，在當時的脈絡裡，蘇聯當時經濟上的突飛猛進，在國際政治上成為一股巨大的勢力，讓讓中國多數人把「列寧式政黨」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看成了解決中國一盤散沙的終極工具。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普遍相信共產主義，是相信這樣的現代化模式得以將基層社會組織起來，發達經濟，富國強兵。
1949年後，中國人最終選擇了布爾什維克的方案。就算在1979年後改革開放，放棄了社會主義，但終究沒有放棄列寧式政黨、一黨專政跟菁英先鋒隊、以黨領軍、以黨領政等等的「布爾什維克的概念」。
本文將會從三個時點：1880年代的苗栗、1934年的江西南昌，以及2000年後的河南省新野縣，分別利用淡新檔案、蔣介石的南昌改革以及近年來火紅的馮軍旗教授的博士論文《中縣幹部》，略談中國這百年的巨大社會轉型，並回頭檢視「胡適難題」。胡適難題被中共解決了嗎？代價為何？
1886年頭份：清代保甲制度
「胡適難題」具體來說，始自中華帝國的疆域遠超其能控制的範圍。一個省有時有上百個縣，而「知縣」是帝國能直接控制的最基層。在縣以下，往往又有數百個村。以清代台灣來說，光一個新竹縣底下就四、五百個村，而底下要談的「頭份」（今苗栗頭份）便是其中一個。
對於縣以下的統治，清代依賴保甲制度。按照瞿同祖《清代地方行政》所論，每一個鄉鎮或村里，知縣會指派一名地保，可以想成是官派的村長，這名地保必須向官府通報地方的糾紛、謀殺案件，也必須代官府向鄉民發布消息。
實際上，保甲制度在中國當時各個省都不太一樣，名稱至少有數十種以上。有些地方這類官派的村長地位低，但在有些地方如清代台灣，則叫「總董」或「總理」，在村里頗具威望。
這些敘述講來抽象。由戴炎輝先生保存的「淡新檔案」收錄了大量清代北部地區的法律文件，其電子化的檔案收錄於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當中。我試著從一個有趣的案件（THDL： Lab303_DanXin-12516_003.html）當中刻劃出地方的運作。
清代新竹最巨大的官營水圳 — 隆恩圳，主要是灌溉今日新竹市區附近，清代中水道拉長到了竹南頭份這地方。頭份有自己的市街、有水田，沿山的地方則種了甘蔗。
1886年，頭份的總董緊急向新竹知縣稟告，地方上突然出現一些「無良之輩」（其實就是今天騎機車到處搞事的8+9），趁甘蔗要收成的時候，拿著開山刀或斧頭之類的武器，把甘蔗砍得亂七八糟。小地主損失慘重，賴以為生的蔗農則欲哭無淚。知縣一個月後答覆，將會派人處理，如果抓到了這些無賴後，若無賴們沒有悔意，必定會加以嚴懲。
頭份在當時算是某種模範村子。根據日本總督府第一次土地調查的統計，頭份有8成的土地有繳土地稅，有97%的土地買賣有跟政府登記繳交易稅（俗稱紅契），可以想像是當時清帝國能控制的村子當中的前1%的模範村了。然而這模範村的運作，還是需要透過鄉村的代理人，運作起來十分「散漫」。
頭份與新竹在今天走高速公路只要30分鐘。但在那時代，一來一往的公文已經花了一個月。當國家的實力沒辦法貫穿到地方時，就算是模範村如頭份，盜匪可以輕易跑到一個村子胡搞瞎搞一番後就逃掉，等到官兵要來捉拿，也拖過一個月以上了。這番畫面，與今天台灣一個鄉鎮約有5個派出所，或中國可以隨時進行小區封鎖的基層動員相比，可謂渾然不同。
清帝國解組後，軍閥混戰，基層社會解組傾向更強，於是有了《讓子彈飛》裡魔幻的鵝城。而在胡適的演講裡，「回狂瀾于既倒」的兩股勢力，一個是國民黨，另一個則是布爾什維克。
1934年江西南昌：國民政府的管教養衛
《讓子彈飛》裡的鵝城，更接近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裡對於北方縣城的描寫。事實上，南京國民政府有試圖在少數的地方，將國家力量垂直地釘入農村基層，比方說江西。江西當時正是國、共兩黨爭奪的重要省份。
蔣介石在江西南昌設立了「南昌行營」，作為江南5省的「剿匪司令部」。在中原大戰結束後，時任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蔣介石，便長期駐紮在南昌，統籌勦共事宜，以對抗當時在農村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中國共產黨。
國民政府非常明白，要對抗共產黨，唯一的方法是在農村貫徹國家力量。人稱「小諸葛」的楊永泰，當時乃是蔣介石身邊最重要的謀士，便建議要在江西展開「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措施，稱之為「管教養衛」，由此一來，國民政府便在江西在內的幾個省份，發展出了一套非常類似於日本總督府在台灣鄉村的統治模式。
關於管教養衛的實施，1930年代的政策討論，見於吳景超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近年來有關的研究，則以張智瑋博士2015年發表在政大史粹的〈蔣介石與現代國家的建構: 以1930年代江西的地方政制改革為例〉為主，以下描述將這兩份參考資料為主。
「管教養衛」簡單的說，便是建立一套軍政合一的現代基層統治。先談「管」跟「衛」方面，江西的措施旨在減化在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所描述的地方代理人問題，也就是鵝城裡的劣紳黃四郎的角色。
國民政府在實施「管」跟「衛」方面，便是直接由政府本身來管理地方事務跟收稅，這具體表現在「省縣鄉」的「鄉」層次，設立鄉公所跟警察局，以便一路掌控，為了強化傳統的保甲，甚至設立聯甲主任（與台灣日治時期的保甲局異曲同功），由中央指派的人物掌管調度保甲，雖仍名為保甲，實已產生質變。
在「教」跟「養」的方面，則是實施義務教育，將年輕人吸納到學校體系當中，減少失學跟文盲，並讓年輕學子無以游離於國家體系之外，並從省到縣到鄉，一路普設各級公路，讓資源在村與村之間可以自由流通，最終還要普設農村金融，以減少農民高利貸困境，以發達地方產業。這些措施常被稱視為「黃金十年」的建設項目，不過這些建設，實際是為了落實管教養衛。
為了要達到「管教養衛」這種由上往下的現代化模式，最核心的政治工程便是「土地丈量」跟「戶口調查」，由國家清丈土地，保障業戶產權，按地力與面績定下稅則。熟悉台灣日治時期發展的朋友，會發現這些措施，大部份都跟總督府的「保甲局」、「土地丈量」、「普設警察局」、「推廣農村金融」等措施，非常類似。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直接把這套結合警政、地政、戶政的治理模式套用在台灣上，當然毫無違和感。
管教養衛在江西，雖有達到剿共的目的（後來中共便開始往延安「長征」），落實起來卻難以盡善盡美，因為上述的每一個項目，都需要大量的經費，截至抗戰爆發，光江西一省，大部分改革仍未完成。
除了江西之外，有多個地區也陸續地進行改革。蔣介石在執行這些項目時，軍委會的花銷已占據當時南京國民政府一半以上的中央預算，這些改革的經費只好攤派到實施改革的地方財政上頭，一切地方稅、賦加稅，無疑讓地方的農村經濟狀況雪上加霜。為了擴增財源，才會陸續有宋子文主導的銀行國有化、鹽稅改革、上海等多家銀行承購南京政府公債，甚至宋子文出國跑去找美國總統羅斯福（FDR）尋求美援等等的財金措施。
從「管教養衛」這段歷史來看，南京國民政府並非不想解決「胡適難題」，國民政府當然知道要維持政權，必須把農村組織起來，以防共產黨的滲透。
但是這一套方法的開銷極大，經費有限，國民政府的行政體質先天不良，最終只能在台灣，我們才看到了這一套「管教養衛」的完整體：鄉公所、戶政事務所、普設警察局、土地登記制度，但這有賴於於日本總督府已經在地政、警政、戶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戰後台灣較為突出的，則是「普及義務教育」了，蔣介石在台灣完成了在江西就想推廣的全面國中小義務教育。
至於中國，則輪到戰後的中國共產黨來解決胡適難題了。
2008年新野縣：中縣幹部
《中縣幹部》是現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的馮軍旗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在中國引起了廣大迴響，原因有二。一個是出於《中縣幹部》著墨於中國在2008到2010年這段期間的縣鄉治理，另一個則出於這篇論文充滿中國特色的研究手法：當時仍在北京大學念博士的馮軍旗本人，被安插到了「中縣」，進行臥底式的田野調查。「中縣」其實是化名，中縣便是河南省新野縣，馮軍旗本人曾先後擔任過副鄉長跟縣長助理。
透過一線的觀察、大量的訪問基層黨幹部，馮軍旗勾勒出了中國共產黨窒息式地鄉村治理，以及農民工出身的基層幹部跟「紅二代」高層幹部的矛盾。對於當地官員來說，不同的鄉、縣各種職務對於升遷的幫助不同，這些升官的隱形階梯影響了官員做事的誘因，為了壟斷肥缺，當地紅二代家族利用送禮、聯姻、打牌等方式彼此連結，形成了政治肥缺「不落地」的現像。
除了紅二代之外，馮軍旗也觀察到了另一股勢力：那些由解放軍轉任到地方基層的幹部，這一匹軍方出身的幹部，很少出現在歐美學者的文章裡頭，但在《中縣幹部》裡頭，他們雖不高調，卻不容小覷。
《中縣幹部》也露骨地寫出了黨幹部如何介入了各種地方經濟事務，更側重其中的利益分配與衝突 — 比方說縣醫院被視為「窩子弟」首選，許多黨幹部安插了大量親戚在縣醫院裡頭工作，生起一些醫療糾紛，起初只是醫死了人，後來竟演變成民眾跟官員的衝突。
除此之外，縣醫院還發生過醫師械鬥，起初兩個老醫師打架，結果變成了各自的親戚跟利害關係人都前來助拳，引爆成百人大戰（《中縣幹部》，頁69）。相當的魔幻寫實，但這些描述在中國具有一般性，《中縣幹部》才會引起許多人共鳴。
但如果我們退一步去看這「縣醫院窩子弟」的魔幻寫實畫面，便會發現當初胡適說的「欠缺組織」的問題已經不見了。反之，中國今天的問題是一切事務被包在組織之內，多少都捲入到了黨政軍的利害關係當中。在中縣，就連兩個老醫生之間的衝突，都能演變成背後黨幹部派系之間的衝突。
中共史專家Maurice Meisner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一直強調一個論點：毛澤東留下來的中國是一個官僚的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把純粹的計劃經濟，混和了市場經濟的要素，但對官僚體制本身沒有太大的改變。
由此觀之，才能深入理解中國今天的高成長，乃是官僚動員的結果。《中縣幹部》在第六章〈政績〉描寫鄉級官員為了升遷，發狂似地推動地區經濟發展，馮軍旗用上了精彩的形容：「逼民致富」。
「逼民致富」始自這種官僚升遷的誘因體制之下，地方經濟活動都被鑲嵌在黨政軍的組織裡頭，則一個村民想躺平都不行，出於官僚對於升遷的渴求下，地方人民被要求去學習國外最新的技術、蓋最新的工廠、生產最新的產品，貢獻於區域的人均GDP增長。
這種「逼民致富」的狂熱，也造成了許多問題，比方說地方的高度舉債、挪用經費、貪腐、提高對農民的賦加稅，但人民並沒有被關在官僚鐵牢之外的選項，要不是不知道這些是問題，不然就是只能吞下去。
這制度要有效運作，相當依賴上級官僚的監督。比方說在中縣，一個鄉鎮的書記為了衝刺業績，可能有虛報了該鄉鎮養殖的牛隻數量，當時縣書記要去一個鄉鎮視察，這名鄉鎮書記或許是為了充場面，又或有虛報而怕被被發現，緊集動員了全鎮的牛群，甚至跑去鄰近鄉鎮臨時租借農民的牛，結果牛群數量太多，在趕牛回來的路堵塞了馬路，剛好被縣書記看到了這畫面（頁132）。
除了上對下的監管外，《中縣幹部》也觀察到了官僚體制裡的另一機制：舉報。因為官員與官員之間彼此競爭，舉報搞掉一個對手，自己升遷的機會自然提高。鄉級幹部之間的惡鬥舉報到縣級紀律委員會（縣紀委），縣級幹部之間的惡鬥舉報到省紀委，省之間的惡鬥可以再提到中紀委，也就是中央紀律委員會。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縣幹部》是寫在「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工作」之前。自從習近平開始打貪之後，中央紀律委員會會主動「降級」去監督跟打擊縣跟鄉鎮等級的官員，而基層官僚的運作也有些改變。但整體經濟活動在打貪之後，然後嵌入在官僚體制當中，只是許多原本由地方官僚所掌控的事務，今天改由中央直接接管、督察。
中國人組織起來了，但也快窒息了
如果胡適穿越時空來到今天，他會收回那句「中國人就是缺乏組織的民族」。於今天，中國人可能是具有全世界組織紀律的民族。事實上，胡適早在1950年代在台北南港，讀了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後，便有「昨是而今非」之感悟。台大歷史系的王遠義教授在〈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中，便把胡適的思路轉折寫得相當清楚。按照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分析，若經濟運作由官僚支配，政治將一路通往極權，而人民無自由可言。
當然，海耶克描述的共產主義國家，跟今日的中國大不相同。蘇聯全面的控制價格機制跟壓制市場，中國今天則擁抱價格機制與創造市場。但從本文的分析，尤其是《中縣幹部》裡提供的描述，官僚今天控制經濟的規模恐怕比計劃經濟時期還更為穿透，布爾什維克體制的本質並未改變。
但是胡適與李大釗一輩知識份子，在中國剛引入布爾什維克主義時，只是樂觀地想像，布爾什維克能可以作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工具。比方說，李大釗在一篇收錄在1919年的一篇文章〈再論問題與主義〉便樂觀地認為：「經濟問題可一旦以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
中共建黨百年，「胡適難題」被布爾什維克主義解決了，中國今天的確富起來了。不過離李大釗說的滿是鳥語花香的烏托邦，仍是長路漫漫。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與計量理論與應用研究中心專任研究助理。本文原刊《新共和通訊》，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