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一點是維權律師穿律師法袍到現場的作法。法袍是在法庭中穿的，法官及檢察官通常都不會將法袍穿到法庭外，某些律師為了突顯個案訴訟的意義，在庭前或庭後，於法庭外穿法袍發言照相，也無可厚非，但維權律師為了彰顯其法治代表的身份，將律師法袍穿到街頭上使用，這在律師倫理上是什麼意義？我們想到紅十字、無國界醫師團體等人道組織的醫護人員，也會穿白袍並有特定標章顯示其身份，目的在突顯他們與雙方衝突無關，只在人道救護，保護醫護人員避免被流彈所傷，同時能順利執行救助傷患的目的。維權律師或可比擬這種身份。但這種身份的前提是他們與衝突無關，不管那一方，都有人道救護義務，所以受國際公約所保護，要求交戰衝突的武力不能攻擊他們，但維權律師則是顯然站在遊行抗議者的一邊，那要什麼樣的舉措，才能讓國家警察對之特別對待？
就像當年法官司法改革、檢察官改革運動，法官、檢察官創造了自己的公益舞臺，所以也不能排斥律師去創造公益舞臺，但律師業務兼有私益色彩，律師人數眾多（105年法務部統計全國有領證的有15693人），在律師主要是受當事人委託收費執業的生態下，是不是人人都能扮演這種公益角色？何況群眾事件型態多樣，並不是都像勞工運動、同志婚姻、服貿這些主要是價值衝突，有時是政治對抗，有時是查賄抗爭，或是地方產權紛爭，甚至是黑道派系械鬥、青少年群毆、飆車族流竄等等，律師是否都適宜到場扮演法律公道人角色，他的份際如何？如何區隔他作為行為人的委託律師或是法律公道人？要不要成立特定公益組織，有明確宗旨行為倫理登記在章程，有社會公認的標章，以明確其身份權責？也是法律人都可以想一想的。
從以上的審查，可以看出處理集會遊行的規範還存在大量漏洞。在今天勞工、機構基層普遍過勞的情形下，包括法官檢察官司法人員、警察等執法人員說不定有一天也會為了工作條件上街頭，也會面對集會遊行執法上的規範缺漏，所以我們也希望這些規範缺失可以儘早補上。當然更希望主政者能有智慧處理這些衝突紛爭，讓社會更趨公平和諧。
＊作者為台南地檢署檢察官，檢察官改革協會及劍青檢改會的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