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3日，保守黨首相大衛．卡梅倫履行其承諾，針對英國是要留在或是退出歐洲聯盟舉行了全民公投。他要求舉辦公投這件事情，在發生之後旋即被視為是極度缺乏判斷力的表現。由於他非常自信地認為英國人會無異議地投票支持「留歐」，以至於他甚至沒有指示行政部門要針對「脫歐」的投票結果準備行動方案，而結果是有52%的選民支持脫歐。投票結果震驚整個政治體系，並且反映出選民與政治階層之間的鴻溝。
這場公投運動一直是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其主要是基於經濟的論點，以及不斷湧入這個國家的移民潮。在2015年時，英國的移民人口為850萬，是世界第5大移民國家，比1990年的350萬增長了1倍；其中290萬來自歐盟。卡梅倫隨即辭職，新任首相特蕾莎．梅伊（Theresa May）在隨後的政治動盪中明確表示，她的職責是在所謂的「英國脫歐」（Brexit）中履行人民的授權，並表示她將在2017年3月之前啟動《歐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第50條。
毫無疑問，這已經成為英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不過要判斷它是否會與西班牙無敵艦隊、拿破崙和希特勒的失敗相提並論還為時過早。可以確定的是，它結束了某個將近半個世紀的發展趨勢，英國在此趨勢中逐漸朝一種新的歐洲帝國形式發展，儘管這是較為適合民主時代的帝國形式。儘管英國脫歐讓這個國家出現了自17世紀內戰以來從未有過的分裂，但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它在這個島國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之下又代表著什麼？
加入歐盟：英國面臨龐大移民壓力
歐盟從成立之初的根本便是經濟，而這也是驅動英國利益之所在，不過在政治上始終有要致力避免另一場大規模歐洲戰爭的考量，這種災難性的多場戰爭曾在20世紀嚴重地摧毀了歐洲。英國在歐盟前身於1957年成立時並未加入，但因為看到經濟優點的前景，便於1963和1967年2次要求加入，不過在戴高樂將軍的意志下遭到拒絕。直到他去世後，在保守黨政府的支持下，英國才於1973年加入了被稱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組織，而且這個決定在2年後的全民公投中得到確認。儘管工黨在此問題上表示反對，但公民投票的同意率約為67%。然而，到1980年，民意調查顯示的情況截然不同，有65%的人反對歐洲經濟共同體，只有26%的人支持。在這個時候，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後果已經開始影響到平民百姓，並且種下了將在2016年公投中開花結果的種子，其結果暴露出西敏寺的都市精英政治階層小圈子與城鎮和鄉村作坊中的政治階層之間的鴻溝。
加入歐洲共同體的一個基本條件是成員國之間人員和物資的自由流動，到2013年，這一條件已經擴大到包括大約28個國家，並且由於這些國家主要是東歐國家，使德國成為了歐盟的軸心。對英國造成的後果比其他成員國都要嚴重。英國人口在1990年代增加了160萬以上。到2010年，人口以每10年450萬的速度增長，比過去90年的任何時候都要快。英國的人口密度變成德國的2倍，比法國高出3.5%。很明顯，如果移民繼續以這樣的速度發展，到了西元3000年，英國的人口將達到8000萬。只要該國仍是歐盟成員國，就很難逆轉這種趨勢。除此之外，還有達到領取退休金年齡的人數將導致財政負擔越來越沉重這個事實。
歐盟內部遷移對於各種形式的社會服務，尤其是住房與健康保險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布萊爾的多元文化主義對策似乎也與建立具有凝聚力的民族認同背道而馳，這與維多利亞時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的目標始終是將社會各個階層納入單一的國家歷史和文明的視野。
然而，直到歐盟的政治潛台詞開始成為現實，即創建一個單一的歐洲國家之後，雙方的政治階層才開始疏離。1979年，英國拒絕加入歐洲匯率機制，這是創建讓所有成員國都能使用的單一貨幣之基石。那在1999年成為現實。1990年代，英國確實加入了歐洲匯率機制（ERM），但在2年後的「黑色星期三」（Black Wednesday）時退出，英鎊在當時遭受到外匯投機者的巨大壓力。那次退出使英國的納稅人損失了約30億英鎊。1993年11月，根據《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為了歐洲聯盟，這是其從經濟聯盟演變為政治聯盟的里程碑，而2009年《里斯本條約》（Lisbon Treaty）使得這個政治聯盟正式生效。警鐘已經敲響，以1993年成立的英國獨立黨（UKIP）為首的反對歐盟之浪潮開始高漲。
兩大主要政黨都在歐盟問題上猶豫不決，沒有一方試圖要訴諸選民決定。因此，當歐盟強大的官僚機構開始衝擊這個島嶼時，人們的看法發生了轉變。在大多數時候，工黨將其視為資本家壟斷集團（apitalist cartel），它們並在1983年承諾，若是它們上台便將退出歐盟。然後它們的立場在1990年代逆轉了。保守派也同樣改變了立場，它們很高興英國成為一個開放競爭的出口市場，而不是成為一個悄悄引入社會主義的鼓勵融合的聯邦制國家聯盟。在1990年代，保守黨與歐盟關係破裂了，它們開始感到恐懼，因為布魯塞爾所做出的決定和規定開始破壞議會和王室的特權，並且因為英國法律與歐陸的法律體系截然不同，而逐漸推翻英國法律。
英國脫歐無可避免
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脫歐是不可避免的。在歷史學家看來，英國的歷史是這樣的：掌權的少數精英在土地革命和工業革命中倖存下來，並且進入後工業時代；他們具有顯著的延續性，而這是透過讓步和合併的能力辦到的。精英階層之所以倖存同時源自於人們對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深刻不信任、對自由與寬容的熱愛，以及對實用主義和常識的偏好。實際上，幾乎沒有其他歐洲國家有如此卓越的應變能力，而且可以同時保持著表面上天衣無縫的連續性。歷史學家過去一直認為這是因為我們在17世紀中葉發生了革命，不過最近有學者提出我們從未有過革命，這可能解釋了我們某些國家機構的沉痾。
當我們邁入21世紀之時，正是那些被認為不流血演變主因的機構—國王、國會、教會和法律與秩序的力量—現在正遭到抨擊。也許這將是我們首次沒有能力進行自我改革。在歐洲大陸，戰爭、入侵、占領和血腥革命在每個國家都造成巨大的破壞，帶來了我們有幸從未經歷過的動亂和不穩定。但是，人們現在可以看到，這些混亂有其有利的一面，因為政府、社會和大型機構的基本原則必須被重新思考與重新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時期尤其如此。1945年之後的歐洲不得不重新改造自己，而我們這些看似是贏家的國家，卻在延續一些已經呈現出緊繃跡象的思想和制度，而且它們在上個世紀末迅速變化的世界中逐漸變得無關緊要了。但從長期來看，2016年英國脫歐的決定可能會再次證明，我們有能力繼續前進，因為我們看到歐洲的那個聯盟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動搖跡象。
英國是一個島國，它的歷史和認同都源於這個地理事實。它一直被視為一個與世界隔離的神祕國家和民族。在維吉爾寫於西元前1世紀的第1首〈牧歌〉（First Eclogue）中，不列顛首次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維吉爾寫道：「住在那與世隔絕的島上的不列顛人們」（penitus toto divisos orbe Britannos）。在中世紀時代，我們在〈威爾敦雙連畫〉（Wilton Diptych）中又一次看到了不列顛：理查二世跪在聖母面前，周圍環繞著天使，向她獻上這個漂浮在銀色海洋中的島嶼。此外還有莎士比亞給予該島的不朽稱呼，他稱其為「鑲嵌在銀海中的寶石」。現代歷史學家長期投入解構英國這個概念，稱其為幾個世紀以來精心設計出來的發明，目的是讓生活於其中的人們相信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身分。但這樣的神話並不容易被摧毀。
歷史永遠不會結束，只會有新的篇章繼續開展。在回顧了過去許多個世紀之後，我感到意外的是，不存在一條一路發展至當下的單一發展軌跡。相反地，看到一連串各種結構不同的社會交替不斷，它們隨著創造它們的觀念逐漸形成，達到頂峰，接著走向衰落。這個過程中也沒有可以被辨認出的單一模式。有時它的移動速度極其緩慢，例如羅馬—不列顛社會的逐漸侵蝕，或者是構成中世紀世界興衰的溫和韻律。在其他時候，它可能是相當敏銳而戲劇性的，例如17世紀的共和主義在幾年當中不斷興替，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社會平等化，這最終結束了貴族統治。
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到，唯有將眼光放在當下，方能讀懂過去。我們是深受自己時代觀念限制的囚徒，但重要的是要保持不帶偏見，並且根據每個社會各自的情況對其加以評估。沒有一個社會是完美的。所有的社會都有失敗者和勝利者。許多個世紀以來，各個民族都被征服過：羅馬人征服凱爾特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征服羅馬—不列顛人，諾曼人征服盎格魯—撒克遜人，英格蘭人征服威爾斯、愛爾蘭以及蘇格蘭人。其他群體也遭受了苦難：在中世紀，奴隸沒有任何地位，在宗教改革到維多利亞時代之間，不服從國教徒和羅馬天主教徒被剝奪了公民權利。在每個時代都有許多人被剝奪權利：窮人、文盲、移民、殘障人士、婦女、同性戀者和兒童。今日，我們會將那些接納了最多弱勢者的社會形式視為最成功的。不過，這是建立在自由主義者時代的價值觀之事後判斷。
因此，在評估各個時代都需要根據不同時代的特質，因為這些隨時都在變化。中世紀社會是普世皆同的，人間發生的一切宛如是反射天堂的鏡子。它力求成為一個公正而具有約束力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並在上帝神聖的計畫中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天堂每天都降落在人間，其在每座大教堂和教區教堂當中都能被見證。每個人都熱切地相信，真正的生命是人死後才開始。在宗教改革後的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英格蘭的世俗國家之中，重新排序的等級結構在由上帝指定的統治者以下擴散。社會各階層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有些人要指揮，有些人要服從，所有人都各司其職，服從秩序和權威的意志。
教會和國家是同時形成的，因此那些不能接受英格蘭國教會的人，例如羅馬天主教徒或不服從國教徒，便無權成為英格蘭聯邦的公民。普世主義讓位於民族認同，在後者中國家的和諧便反映了宇宙的和諧。隨著王權在喬治王朝和維多利亞時代逐漸落入貴族手中，財產開始決定了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擁有財產意味著：這個物主與國家利益之間休戚與共，而且在面臨來自下層和外國勢力的威脅時，確保國家穩定和商業繁榮也與物主的利益攸關。把投票權擴大給原先沒有資格者的做法被深惡痛絕，因為這是將權力交給不負責任而且軟弱無能的人。人們仍將目光關注在另外一個世界，但是現世的這個世界卻越來越讓人覺得充滿了歡樂。
時至今日，每個人都被視為一出生便被賦予能投票參與決定國家走向的權利，並且不可被剝奪。以出身和財產為基礎的貴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英才統治所取代，也就是由有才能以及富有的人統治，而無論其信仰或性別。對於現代的絕大多數人來說，生命只有1次，也就是此世的生活，而且必須要充分地加以品味。我們正處在這個階段的社會之中，但是要判斷我們是處於頂峰還是在目睹它的衰落還為時尚早。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它也將隨著無休止的英國故事另一個篇章展開而消失。
＊作者羅伊．史壯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本文選作者著作《大不列顛兩千年：從羅馬行省、日不落帝國到英國脫歐，王冠下的權力更迭及對世界秩序的掌控》（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