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素聚焦力有限
七大工業國（G7）2021年高峰會已於13日在英國度假勝地康沃爾閉幕，提出了《我們共享更好的重建全球行動議程》（Our Shared Agenda for Global Action to Build Back Better）公報。公報長達25頁，包括結論，洋洋灑灑地列了近70點主張。與臺灣媒體用放大鏡觀察得到的「中國中心論」有些落差，這篇長文僅提及「中國」4次。而且不出意外地，許多方面都是重複早前日本首相菅直人與韓國總統文在寅訪美時強調的幾點：重視臺海穩定、鼓勵臺海和平解決、關切東海南海緊張情勢，尊重新疆與香港等地基本人權，外加推動WHO專家建議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二階段病毒溯源「研究」（study，而非「調查」），以及抗衡中國在貿易方面的「非市場」（即國有經濟等）政策挑戰。
根據西方媒體報導，拜登總統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實踐「美國回來了」（America is back again）的承諾，以重回領導全球的目標（America leads again）。對這些要求而言，團結傳統盟國是最重要的核心工作，以修補被川普大肆破壞造成的聯盟漂流與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瓦解亂象。從象徵層面與工作關係重建層面來看，美日、美韓峰會、G7康沃爾峰會與後面的美歐峰會、北約峰會算是挽回了川普丟失的一些基本分。加上美國疫情受控（從4月的每天6萬例，降到目前每天約9千例，每週死亡降至200例以下），疫苗大量生產且順利施打，已有餘裕開始捐輸外國，此次G7亦宣示將於一年內捐助10億劑疫苗給貧困國家；此亦有助於彌補原本替西方發動「疫苗外交」對抗中國、卻後繼無力的印度生產缺口，鞏固美國全球衛生事務的領導地位。
「中國因素」這次聚焦力不如華府期待，從「俄國」在公報中出現7次，多過中國3次，也可以看出。如果加上後面的北約聯合公報，雖然「中國」首次躍升為重點「之一」，也照例要提臺海南海，但中國作為「挑戰」（challenges）出現於公報10次，俄國則仍是北約的「威脅」（threats），出現61次。足見在全球「戰略穩定」裡，用中國取代俄國不僅於理不通，而且與「四方機制」（QUAD）緊盯在印太活躍的中國不同，美國的大西洋盟友更堅持傳統主義、即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觀，並以緊接的「拜普會」為重點。因此，在美日兩國催促G7採取對華強硬措辭時，除了加拿大積極配合，其他國家的態度相對虛與委蛇。比如義大利是G7唯一「一帶一路」成員，德國重視對華合作、法國喜歡彰顯歐洲「戰略自主」，結果G7無法在美日聯合聲明之外，再錦上添花。
「康沃爾共識」企圖挽救自由國際秩序
較少媒體如金融時報注意到，此次G7峰會公報在全球治理理念上，出現一些與過去不同的新觀點。正逢30年前提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概念的英國學者、世界銀行專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於4月15日病逝，有論者認為，英國保守黨政府協助組織各國幕僚，在G7峰會前準備的備忘錄用了「康沃爾共識」（Cornwall Consensus）為標題，即是企圖重整幾乎是聲名狼籍、對挽救西方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幾無助益的「華盛頓共識」。後者是描述蘇聯瓦解後，華府向各國提倡、推廣全球化與市場化改革、商品與資本自由流動、金融開放、政府去管制化等政策的整套理念，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改革。約在華盛頓共識提出15年左右，又有高盛公司的專家拉莫（Joshua C. Ramo）提出了「北京共識」，大意是強調各國可自主適用包括威權體制在內的不同的發展道路，反對通用普適的改革。
雖然「北京共識」似乎受到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歡迎，但並未對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自由國際秩序構成重大挑戰。畢竟「北京共識」並非一個邏輯一貫、成體系的經濟學與政治學觀點，採行者也未在自由國際秩序的機制（如布林頓森林體系建立的主要機構）外，另建新的對抗性制度。即便是中國帶頭建立的「亞投行」（AIIB），也大量引用歐洲與印度的高管和制度，差別只在資方的組成，與國家的角色。
華盛頓共識的問題，其實是它的自由競爭與去管制化政策，在西方世界內部造成的社會分裂。它也無法為最近20年陸續爆發的全球性危機如金融海嘯、氣候暖化與疫情，提供對策。於是G7的幕僚們如然要走出川普主義的陰影，擺脫各國民粹派抗拒多邊合作的糾纏，勢必要為西方繼續領導世界，提出具有新的時代精神的觀念。醞釀中的「康沃爾共識」於是改而提倡「包容」（inclusion，取代優勝劣敗）、「韌性」（resilience，取代效率至上）、「公私伙伴」（partnership，取代政企分離）與「外部性」（externalities，取代對定量模型的偏執）。當然，所有這些對華盛頓共識的「改進」，都帶著對抗「中國因素」的誘因。如果沒有中國競爭造成的緊迫壓力，西方集團反省華盛頓共識，不會有急迫性。
美中寒戰使全球性新共識難以成形
如前分析，華盛頓共識在各國出問題，早於中國出現超英趕美的趨勢。如今G7要修正它，一個主要的動力卻是來自美國制衡中國的需求。要支援大國對抗，又要解決全球集體行動與合作的問題，其實是先天而致命的缺失。何況如今美中對抗的某些方面比冷戰危險，其非熱戰而似寒戰，特徵有三。其一在美中實力不對稱與「東升西降」變化預期不確定，這加深了美國與西方焦慮感。美、蘇當年競爭總體實力概等，中國在2000年以前GDP還排在世界第8。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不多久，中國除核武庫外，各指標竟奔至第二。北京自認照規則玩，但美國認為「一帶一路」和華為加入5G世界盃，就是顛覆現狀的證明；而且「百年馬拉松」，爭霸蓄謀已久。
其二是美中社會經濟交往的密切。美、蘇當年是各憑本事，各自為戰，美、中卻曾從隱性同盟發展成共享全球化的「店主─工頭」互利夥伴。雙方社會關係千絲萬縷，所以華府難以完全終止大陸留學生、終止中資上市、終止兌現美債。但疫情下各種謠言引發民間怨恨，這種複雜互賴後的精準脫鉤，美其名曰「增加韌性」，其對抗情緒遠非美、蘇隔離對峙可相提並論。
其三是世代交替。冷戰世代沒有「虛擬真實」，也缺少「後真相」，對戰爭風險感受真切、心懷敬畏。現今人們容易以為衝突不過駭客亂入，可用鍵盤傳檄而定。美、中都有文獻指出，不僅常民如此，雙方少壯外交官和戰略家也有過度自信、輕視歷史、低估戰爭的傾向。這使得「包容」是否包括「亞裔」？「公私伙伴」的典範是否即是時代雜誌近期揭露的，五角大廈近10年擴編的「軍民融合」秘密部隊？「戰狼」是否也是「奮發有為」？這類需要耐心與慎重考慮的問題，可以變得任性。這樣的情況下，北京高舉「聯合國多邊主義」固然無法說服西方，「康沃爾共識」要變成各國心悅誠服的國際新秩序基石，也近乎緣木求魚。
好消息來自拜普會。雖然兩人會晤時間短於預期，但至少普京與拜登宣示了「核戰爭打不贏也永不能打」。這話雖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但也說明無論要提倡什麼「共識」，大國「戰略穩定」才是最大的大局。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