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中全會審議通過《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制定和完善發展規劃、投資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礦產資源、農業、財政稅收、金融等方面法律法規，促進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公平交易、平等使用。
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民法典》問題，陸媒《澎湃新聞》專訪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孫憲忠。他指出，中國30多年來發生本質的轉變，需要一部《民法典》來解決社會面臨的問題。
其實編纂《民法典》的說法並不是第一次提出。中共建政之後，曾經三度啟動《民法典》編纂工作，但是都沒有成功。第一次是在1950年，後來被「社會主義改造」打倒。第二次是在1960年代，後來被文化大革命打倒。
第三次是在1980年代初，當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剛剛開始，但是對一些重要問題認識不清，比如公有制體制下的各種財產權力，像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個人所有權等，所以當時沒有編製出《民法典》，只編製出了《民法通則》，並在1986年4月由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1987年1月1日施行。
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王漢斌當時負責編製工作，他在起草《民法通則》的「立法說明」時提到，從立法的角度來說是應該編製《民法典》，但由於條件不成熟，只能先編製《民法通則》。等以後條件成熟，再編製《民法典》。
從1980年代到現在，30多年過去了。當時認識不太清楚的問題，現在應該已經認識清楚。當時的經濟體制是計劃經濟體制，民法發揮不了太大的作用。因為國家財產的分配和調撥都是通過國家計劃執行的，而民法主要是關於契約、所有權的處理等，因此沒法發揮作用。但是現在中國的情形完全不一樣。
其次，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民眾權利高漲，尤其是財產權利。以民營企業為例，《民法通則》頒布時，民營企業是違法的，國家只承認招工不超過4個人的個體工商戶和承包經營戶。但現在民營經濟吸納的勞工達到就業人數的80%，這種力量完全沒法通過國家權力的干預來解決，只能通過民法解決。
此外，民眾生活也發生很大的變化。以婚姻家庭為例，《婚姻家庭法》提到民眾個人的財產只限於衣服、書籍與少量存款，即使是到現在，繼承法也沒有太大的改變。但現在真正有價值的財產是股票和不動產。從這點就可以看出，民法生活中很多東西都發生了變化。
孫憲忠指出，由此可知中國發生了本質的轉變，必須要有新的法律規則來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要有一個整體的把握，因此《民法典》的立法是一個取得高度共識的問題。
至於《民法典》編纂是將目前的民事法律法規拼接，還是另起爐灶重新修訂？孫憲忠認為，將幾個現行的民事法律規範簡單地拼接，這不是《民法典》，必將出現前後矛盾、互相重複、漏洞百出的結果，無法符合科學化和體系化的要求。立法不僅要民眾化，讓普通百姓看得懂，還要體系化，用法律概念構建一個規範嚴密的體系。
另一方面，編纂《民法典》也不能窒另起爐灶，過去不好的法律法規肯定是要修改的，但是不能把現在所有的法律法規都廢了。現行法律是在歷史的不同階段編纂，有些是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有些是改革開放初期，因此需要修改、調整與合併，把零散的東西體系化，消除矛盾，彌補漏洞，使《民法典》成為一個科學的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