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的敵人未必就是朋友，特定專制的反對者未必是自由的朋友。反路易十六的羅伯斯庇爾不是，反沙皇統治的列寧不是，反巴列維王朝的霍梅尼不是，反伊拉克王朝甚至取名「起來抗爭的人」的薩達姆也不是。曾經自命反一黨專制的窯洞黨，當然更不是。
當此轉型關鍵時期，不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反對的江湖各色人等都有，翻版羅伯斯庇爾列寧霍梅尼薩達姆窯洞黨不乏其例。甚且等而下之，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亦後繼有人。
特定專制的反對者未必是同道，那麼如何分辨？關鍵不是看口號多響亮，也不是動機因動機難測。竊以為關鍵是看手段，看過程。專制最大的邪惡是不把人當人，即野蠻。我們反對專制，我們自己就必須文明，必須把人當人，必須尊重所有人包括敵人的人格和尊嚴，尊重和包容異見，尊重個人自由。這是我們跟專制者最大的分別，也是基本的反對倫理。有否知行合一，在具體手段、具體過程中堅守反對倫理，踐行自己主張的自由與民主，這應是主要的試金石。
由於當下專制苦難之深，人們對當下專制強烈地憎恨；同時因自身無力渴望代言人，情急下往往飲鴆止渴。誰的口號最響亮，最讓他們痛快、過癮，他們就給誰喝彩，顧不上深究代言人有否知行合一，顧不上對手段正當性、過程正當性之追問。專制苦難造就過度激憤，過度激憤造就人心盲目。如果人心普遍盲目，就容易被代言人操弄；以反專制為宗旨之反對運動，就可能適得其反。取代者縱然以民主之名，結果也往往不過是拜民主教，猶如洪秀全之拜上帝教。專制苦難非但沒能消除，反而更甚。
歷史已經反復印證，專制並非只有一種。專制是形形色色方方面面。不只反對特定專制而是反對一切專制，包括反對反對陣營之專制，才能淨化反對，才能防止革命的異化，才能避免歷史的迴圈。一定要切記：我們反對當權者的專制，不是為了造就反對陣營自己的專制；我們反對當權者對人的侮辱和損害，不是為了在反對陣營侮辱和損害人；我們向當權者爭個人自由，不是為了在反對陣營限制個人自由。反對陣營的任何道德專斷道德審判，任何對人道、人性、人的自由與尊嚴的踐踏，都一定是新的專制之源。
這新的專制之源可能比當權者的專制更危險。這一則因為當局的專制是顯性的，其危害與罪惡眾所周知，早無信用不可持續。但反對陣營的專制則是隱性的，往往有反對的神聖光環包裝，更隱蔽一般人更難辨別。其次則因為，當權者道德潰敗註定了道德重建只能依靠民間，尤其依靠反對陣營。反對陣營既為道德重建的活水源頭，則其任何形式的專制包括精神專制都是對這活水源頭的污染，可能摧毀社會最後的希望，這後果，難道不比當局的專制壞百倍？
當然政治不能過於潔癖，何況現實中最大威脅畢竟還是當權者的專制。為了反對當權者的專制，需要調動一切力量，包括潛在的專制者，哪怕潛在的羅伯斯庇爾列寧霍梅尼薩達姆。但對他們一定要認清、一定要最大警惕。前門驅虎的同時，堅決後門拒狼。充分利用狼對人類有益的一面，讓它們努力捕食蛇鼠；但看緊它們，不要給它們任何咬人的機會。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