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開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經歷一年多的全球延燒之後，終於突破了台灣堅守許久的防線，五月中開始每日的新增病例以數以百計之量快速增加。同時，從每日更新的感染地圖上可以明顯發現，病毒是以疫情重災區萬華為圓心，迅速地向四周輻射蔓延開來，一下子就擴及大台北地區，乃至讓整個台灣都壟罩在疫情的威脅之下。
依照目前的經驗，當境外防疫出現破口，病毒開始於國境內四處流竄時，唯有疫苗才能有效遏止病毒傳播、抑制重症的發生率，進而終結疫情。
我不是醫療專業，但人類的歷史上，面對致命病毒，封鎖與圍堵，最終往往以失敗收場，唯有正面迎戰，才能真正克服並解決危機。這讓我想起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 （Edward Jenner）的牛痘，這是我小時候就聽過的故事。
事到如今，如何取得疫苗，亦或是自主研發疫苗，則是此時此刻我們真正要關心的事。
台美關係與疫苗
想起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美國國會通過多次大筆軍售項目給台灣。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想的，但單就這件事而言，當時的我認為這對川普乃至整個共和黨的選情而言實是一個是凶兆。基於保衛台灣與自身利益，若認為美國會因為民主黨的上台而停止軍售給台灣未免太天真且不諳世事，問題在於不同的總統會有不同的代理人，咸信強風起於青萍之末，聰明的商人往往能洞燭機先，超前部署。
如今川普已經下台，但筆者很想問一個問題如果是川普在位，川普會協助台灣取得疫苗嗎？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日前的記者會上痛批執政黨與美方「萊豬也吃了、軍火也買了，死11個不算多？」言下之意認為美方對台灣疫情的延燒袖手旁觀。
柯文哲的批評，我認為對台灣是好的。他說出了執政當局「也許」想說卻又不便說出的話，同時適度的在外交上造成美方的一些壓力，並為我方的外交人員爭取了一些談判空間。
已故的台灣知名外交官張超英先生回憶雷根當上美國總統時曾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CBS）知名主播克朗凱（Walter Cronkite）的一段對話：「克朗凱問我：『共和黨當政，你們應該比較舒服一點？』我的答法教他很意外，我說：『我個人覺得，共和黨雖然反共，但民主黨反而有原則，萬一有什麼事發生，民主黨還會考慮人權，來救台灣。』」
張超英先生見解獨到且觀察入微。事實上，美方在做任何決定時，每每總說要基於美國的整體利益做考量。乍聽之下似乎有點無情，但卻是政治現實，美國人願意如此直白也算是坦誠。畢竟，美國是民主國家，民主國家裡的政治人物，無倫如何都必須先對其國內的選民負起責任。川普是，相信拜登亦然。
若太寄望於美國的援手，那便是我們天真的一廂情願。
因此，筆者認為除非美國自己本身的疫情已經得到緩和，否則在此之前，不論是川普還是拜登，對於包括台灣在內，所有其他盟國的疫苗要求，大部分情況下他們都會表現出愛莫能助的態度。
疫苗不應該圖利特定企業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意思是與其給人魚不如教會別人釣魚的方法。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但我想這個故事有個前提，就是被給予者必須還有拿得起釣竿的力氣才行，儘管台灣目前的狀況雖尚未到病入膏肓、無可救藥的地步，但充其量也不過只是一息尚存。
如果技轉疫苗研發技術算是美國對台灣的支持與好意，那美國人倒是有提供這個機會給台灣。當初美國國衛院（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握有兩個技術，其中 mRNA 技術給了莫德納（Moderna），另一個棘蛋白技術則給了台灣的高端疫苗。
而就在日前，疾管署在極度爭議下，下了極大額度的訂單給這家公司。旋即引爆全民的怒火並引發在野黨的撻伐。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曾在其著作中大力強調並譴責商人透過尋租活動（rent-seeking）掠奪公有資源進入私人口袋的行為。他說：「頂層賺錢的方式之一，是利用市場和政治的力量圖利自己、犧牲他人，增加自己的所得。」、「利用市場的力量和其他不完美的漏洞，確保政治為他們效力，而不是為更廣大的群眾效力。」以及「政府的慷慨給予部是廉價出讓資源，而是改寫規則，以提升企業的獲利。」
誠如總統記者會所言，有求於人勢必受制於人，因此，若台灣有實力研發並製造出自己的疫苗，筆者絕對是樂觀其成的。
但目前國產疫苗整件事我認為是拿全國人民的健康與台灣抗疫的前途去成就一家企業，人民與政府卻必須承擔極大的道德風險，我認為這未免太不符合比例原則。況且，其牽扯的利益卻如此龐大，又豈是單單炒股如此簡單而已？若把只把爭議聚焦在炒股上，我認為反而模糊了問題的焦點。
如果車用晶片都可以成為國際政治的談判籌碼，若說攸關全世界七十億人身家性命的新冠疫苗完全沒有政治干預，勢必難以杜悠悠之口。
因此，筆者強烈認為，我們的政府有責任把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攤在陽光下讓全國人民檢視，並將有疑義處開誠布公，否則不論最後高端疫苗的效力如何，在程序以及道德上終究是一個難以抹滅的污點，使政府威信受損。
＊作者任職於科技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