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立於1949年5月23日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並非打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如今天的海峽兩岸一般長期陷入分離狀態。然而導致德國分裂成東德與西德的原因，卻不是因為支持社會主義與支持資本主義的德國人打了一場如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之間的內戰。德國分裂的原因，來自於德意志第三帝國戰敗後，美英法蘇等戰勝國所實施的「分區佔領」。
由於蘇聯是四個同盟國中擊敗德國的最大功臣，蘇聯位於德國東部的佔領區土地面積最大，其次則是由美國、英國以及法國在西部的三個佔領區。德國首都柏林，也依據同樣的比例由蘇聯、美國、英國與法國實施「分區佔領」。伴隨著鐵幕的降臨，美英法三國為了抗拒蘇聯的圍堵與滲透，將位於德國西部的三個佔領區統合起來，成為我們今天所認知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蘇聯也不甘示弱，於1949年10月7日扶持德國統一社會黨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為德意志民族接下來長達40年的分離歲月拉開序幕。除了德國本土被一分為二之外，德國的首都柏林亦分裂成東德控制的東柏林與西德控制的西柏林。因為西德是由三個佔領區合併而來，35萬7,386平方公里的西德面積又比10萬8,333平方公里的東德大了2/3。
比起被共產黨打到只剩下台灣的中華民國而言，西德因為是在特殊國際安排下分離出來的，在地緣政治上稍微占了些有利地位。然而東德的背後，卻有蘇聯龐大的傳統武力支持。只要史達林（Joseph Stalin）一聲號令，歐洲大陸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抵擋住蘇聯紅軍由T-34戰車所構成的鋼鐵洪流，迫使美國必須聯合西歐國家打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來捍衛處於冷戰最前沿的西德。
顯見西德的政治地位，放到東亞更接近南韓，南韓則因為中共承認並且大力支持北韓的原因，在冷戰時代與中華民國建立類似兄弟之邦的特殊關係。有趣的是，西德雖然同樣也有東德這麼一個宣揚共產主義的對照組，而且東德還得到中共的外交承認，但西德卻始終沒有與中華民國建交。何以會出現這種特殊情況？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從西德是如何與中共建交的歷史開始談起。
還要從中德「斷交」開始談起
沒有斷交，要如何談建交？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打從建國以來，就不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過邦交，又如何去談斷交？畢竟德國與中國兩個國家，早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等三個政權誕生以前就已經發展外交關係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參加協約國並曾經對德意志帝國宣戰的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於1921年同德意志共和國恢復了外交關係。
此一外交關係後來由國民政府所繼承，中華民國也在德意志共和國的支持下實現了相當程度的工業還有軍事現代化，累積了八年對日抗戰的豐厚基礎。然而伴隨著希特勒（Adolf Hitler）的上台，還有德意志第三帝國與大日本帝國的軍事結盟，德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迅速走向惡化。納粹德國先在1938年2月20日承認滿洲國，又在1941年7月1日承認汪精衛政權，兩國關係終於走向破裂。
珍珠港事變後，重慶國民政府在對日本宣戰的同時，還向納粹德國及法西斯義大利宣戰，以彰顯中華民國與美英兩國共進退的決心。可是對於德意志第三帝國而言，中德關係並沒有伴隨著重慶的對德宣戰而結束，只是德國更徹底的把對中華民國的承認由重慶國民政府轉移到南京國民政府而已，並派遣史塔瑪（Heinrich Georg Stahmer）到南京擔任德國駐華大使。
汪精衛政權則派湖北籍外交官李芳到柏林出任中華民國駐德大使，由於德國此刻是歐陸軸心國的領袖，南京國民政府又派不出那麼多人前往歐洲，所以李芳同時還兼任駐羅馬尼亞公使、駐丹麥公使與駐匈牙利公使等職務。南京的和平建國軍也從撤退到重慶的中央軍手中，接收了包括M35鋼盔在內的大批德國武器裝備，所以派駐中國的德國武官與情報官都還有些用武之地。
德國在1945年5月的戰敗，意味著韋爾曼（Ernst Woermann）成為德國歷史上最後一任駐中華民國的大使，李芳則成為最後一任中華民國駐德國大使。當然這裡所指的中華民國是汪精衛的中華民國，與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沒有一丁點關係。中華民國雖然在抗戰勝利後向德國派遣了軍事代表團，可當時德國還處於被盟軍分區佔領的狀態，此舉實在也稱不上是與德國恢復外交關係。
「一個中國」VS「一個德國」
1949年5月8日，也就是納粹德國投降的四周年紀念日，以1919年《威瑪憲法》為基礎打造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在西德首都波昂正式發佈。由於在制定基本法時，西德的領袖們沒有預料到德國會陷入長時間的分裂狀態，所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如同《中華民國憲法》，領土範圍同時包括東德與西德，成為波昂當局長年堅持「一個德國」原則的重要參考指標。
5月23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而在此之前的一個月，中華民國才因為渡江戰役的失敗失去了首都南京。吳化文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5軍攻入總統府，導致中華民國外交部只能跟著中央政府輾轉於廣州、重慶與成都，根本沒有可能向西德派駐大使或者遞交國書。直到1949年12月中央政府遷台，還有1950年3月蔣中正復行視事後，才能思考與德國復交的問題。
比西德晚將近五個月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則從同屬社會主義大家庭的考量出發，早在1949年10月27日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外交關係。儘管東德和中共都沒有統治「整個德國」或「整個中國」，可這仍是自納粹德國及汪精衛政權滅亡以來，首度有兩個政權分別代表德國與中國完成建交程序，在中德關係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東德實施共產主義，又與中共建立了外交關係，所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自然是以立場親美國的西德為主要交往對象。台北在韓戰爆發後的1950年7月撤銷了中華民國駐德軍事代表團，準備以平等往來而非戰勝國對戰敗國的模式建立與西德的外交關係。考量到西德也有其「一個德國」原則，在東德與中共建交的情況下，波昂與台北的復交應該是勢在必行的。
然而美英法蘇四國對德國的佔領，從法律上來看要持續到1954年才正式結束，在此之前無論西德還是東德都尚未恢復主權。美國與蘇聯此刻正在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大打代理人戰爭，為了防止衝突在歐洲進一步升高，雙方都沒有立即賦予西德和東德外交承認。西德第一任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便以此為由百般拖延與中華民國的復交談判。
民族主義者艾德諾
為什麼艾德諾要百般拖延與中華民國的復交談判呢？難道台北與波昂在反共抗俄方面沒有相同的利益嗎？既然中華民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都推行親美國策，且雙方在二戰爆發以前就累積了豐富的軍事合作基礎，難道不是更應該再接再厲恢復外交關係嗎？事實上艾德諾壓根就不想與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復交，甚至於他根本不認為台灣有資格代表中國來與西德談所謂「復交」。
戰前擔任過科隆市長的艾德諾，因為早年反抗納粹並且被捕下獄的歷史而得到西方國家同情。艾德諾在美軍的支持下，於納粹敗亡後的1945年5月重新當上科隆市長，並致力於恢復德國的主權獨立國家地位。他因為過度爭取德國百姓與盟軍的平等地位，市長只當了七個月就被管理科隆的英國佔領軍革職，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艾德諾是一位愛德國的民族主義者。
艾德諾深信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是戰後西德復興的關鍵之所在，而且他還經由與戰前還有戰時就與中國打交道的德國外交官、軍人以及商人的接觸，瞭解到毛澤東首先是一個中國人，然後才是共產黨員。毛澤東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情節比起希特勒的大亞利安主義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翻臉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西德存在的價值，本來就只是反對在幕後扶持東德的蘇聯，並非要配合美國或者中華民國圍堵全世界，尤其是亞洲的共產主義運動。艾德諾只反對蘇聯在德國或者歐洲推行共產主義，對打擊亞洲的共產主義運動則是興趣缺缺，於是他想盡一切辦法排除美國的壓力，拒絕同中華民國建立官方關係，目的就是要為西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預留伏筆。
而西德沒有在1955年恢復獨立後，馬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原因，在於艾德諾的外交部國務秘書霍爾斯坦（Walter Hallstein）提出的「霍爾斯坦主義」（Walter Hallstein），即西德不會與除蘇聯之外，任何與東德建交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以維持「一個德國」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與東德建交，那麼西德自然不會與其建交，同時與兩岸兩個中國保持沒有邦交的對等關係。
不能讓東德專美於前
就如同1949年以後至今的海峽兩岸一樣，冷戰時代西德政府的外交政策以不讓東德專美於前為核心，盡一切可能打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代表德國的正當性。基於這個原則，西德雖然拒絕與一切同東德建交的國家往來，卻維持與蘇聯這個「大魔王」的外交關係，目的就是要讓西德在美蘇鬥爭的外交環境下擁有更多的外交靈活性。
既然蘇聯對德國東部的佔領，已經得到包括美英等西方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所認可，且蘇聯還具有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席位，西德想要推動兩德統一是不可能迴避與蘇聯打交道的。更重要的是，包括世界頭號王牌飛行員，擊落352架敵機的德國空戰英雄哈特曼（Erich Hartmann）在內，還有為數眾多的二戰德軍戰俘被扣押在蘇聯。
如果西德不與蘇聯維持外交關係，就只能由東德出面爭取德軍戰俘回國，從而增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正當性。西德在1955年加入北約後，被美國賦予的首要任務是阻止蘇聯、東德還有其他華沙公約組織會員國對西歐的軍事進攻與政治滲透。然而戰後國防力量被嚴重限縮的西德，並不足以抵擋蘇聯裝甲洪流的軍事推進。
根據北約的防禦戰略，一旦蘇聯對西歐發起軍事進攻，美國空軍的轟炸機將從英國起飛，對闖入西德境內的華沙公約裝甲大軍實施戰術核武攻擊。因此美蘇兩國為了避免核子戰爭導致人類毀滅，都不願意輕易在歐洲大陸上發動武力攻勢。在不能貿然開戰的情況下，西德證明自己比東德還要優越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讓西德百姓過上比東德百姓還要富裕的日子。
所以西德不只要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還必須要發展與中共還有東歐國家的經貿關係，而不是像東德那樣完全把市場鎖定在蘇聯、華沙公約組織國以及東亞的共產主義國家。同時與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陣營做生意，也會讓兩德人民明白地感受到，西德是一個比東德更加開放與自由的國度，不會因意識形態的差異而自我受限。
戰前德意志帝國、德意志共和國以及納粹德國同大清帝國、中華民國北洋政府、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還有汪精衛政權交流的歷史傳統，從此刻開始完全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承了下來。
緩慢推進與中共的接觸
基於證明自己比東德更富裕，更開放的原則，艾德諾推進與中國大陸的經貿交流才是真正的勢在必行。另外一個有利於西德發展與中共關係的條件，來自於西德的地理位置距離中國十萬八千里遠，不像日本那般選擇承認兩岸任何一個中國政權都將對美國的亞太政策帶來重大影響。於是西德相較於日本，被美國默許了更多在兩岸之間保持等距交流的靈活空間。
而西德推行與大陸往來的步驟，為了避免激怒美國，採取的與日本一樣為「先經後政」的原則。一切與共產主義國家推行經貿交流的活動，都由1952年就成立的德國經濟東方委員會負責，下轄專門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工作小組。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日本還是西德，負責對中國大陸推行經貿交流的先鋒都是戰前與政府關係緊密的大財閥或者大企業。
換言之，他們無一例外都是不折不扣的右翼份子，還有不少人曾經支持過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對歐洲或者中國的侵略行為。在高度戒備共產主義的西德尤其如此，推動對大陸貿易交流的幾乎清一色為戰前就開始與北洋政府或者國民政府打交道的所謂「中國通」。在1956年就被列為非法組織的西德共產黨，無權插手任何西德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貿政策。
比如從30年代開始，就積極投資中華民國的重工業發展，甚至還向國軍提供火砲的克魯伯（Krupp）公司，就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的邀請下於1956年前往大陸訪問。中共邀請克魯伯公司對大陸不同城市進行考察，希望能重新啟用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被打斷的中德合資項目，包括由「合步樓」（Hapro）公司與資源委員會達成的所謂中德三年計劃。
顯見早在西德與中共正式建交以前，雙方的實質互動已經非常緊密，唯一阻擾雙方建交的因素，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點而已。當然美國的反對，也是導致西德遲遲不敢跨越那關鍵一步的原因。不過在英國都已經於1950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下，西德走出與中共建交的那「最後一里路」似乎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艾德諾追求的不只是兩德的統一，而是整個歐洲大陸的統合與自主性，所以他大力發展與法國的關係，試圖擺脫歐陸國家對英美等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依賴。西德做為戰敗國，在外交上沒有辦法擺脫美國的制衡，可艾德諾仍在1963年1月簽署完促進歐洲一體化的《愛麗舍條約》（Élysée Treaty）後，鼓勵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與中共發展外交關係。
「關係正常化」的最後障礙
法國屬於二戰的戰勝國，能比西德更獨立自主的選擇要與兩岸哪一個中國政權交往，不過因為法國是反共的北約會員國，而且又在中南半島上與背後有中共支持的越南獨立同盟會作戰，急需來自美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於是法國只能以維持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為代價，確保美國對法國的援助能延續下去，然而此一現象卻被主張法國自主性的戴高樂總統所長期反對。
同為二戰戰勝國，戴高樂雖然與蔣中正有惺惺相惜的革命情感，可是他仍從法國還有歐洲國家的主體性出發，不顧美國反對在1964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邦交。除了戴高樂本身希望從美國手中爭奪自主性之外，沒有多少人知道西德還在幕後為法國和中共的「關係正常化」推了一把。雖然在美國的佔領與「霍爾斯坦主義」的牽制下，西德本身還沒辦法跨出這一步。
對毛澤東而言，雖然德國與英國、法國同為「帝國主義」國家，可德國對山東的殖民早伴隨著德意志帝國的戰敗在1919年結束，所以和西德往來比較不會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感。德國在一戰結束後，曾經長時間與中國一樣遭受西方強權的打壓，還在抗戰初期幫助過中國，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毛澤東對於同時與「兩個德國」打交道是充滿期待的。
而自從史達林去世後，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日益惡化，更讓毛澤東對二戰後遭受蘇聯「變相殖民」的歐洲國家產生同情。艾德諾與他的繼承者，則從德國統一與歐洲統合的角度出發，期盼世界能夠從兩強對立走上多元制衡的格局。中共不只能幫助北約會員國牽制蘇聯西進的野心，還能在更長遠的未來平衡美國的影響力，讓歐洲更加的獨立自主。
1969年10月22日上台的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正式廢除了將東德視為蘇聯附庸的「霍爾斯坦主義」，開始將東德視為一個政治實體看待，並且不再堅持與東德建交的國家斷絕往來。西德的立場從「一個德意志民族，一個德意志政權」轉變為「一個德意志民族，兩個德意志政權」以後，與中共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最後障礙毫無疑問就是美國了。
走上建交的最後一里路
長期推行「霍爾斯坦主義」的結果，讓西德人民深深感到兩德停止交流帶來的不便。西德人從親人之間的骨肉分離當中，瞭解到堅持僵化的「一個德國」原則沒有辦法促進兩德的和解與統一，反而讓德意志民族成為美蘇鬥爭下的馬前卒。所以布蘭特總理才修正了艾德諾的長期主張，推行與東德還有其他華沙公約組織國打交道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
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在1972年對中國大陸的歷史性訪問，顯然移除了西德與中共建交的最後一大阻礙。雖然美國尚未與大陸建交，可聯合中共對抗蘇聯在此時已經成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的正式戰略佈局。過往包括西德在內的北約會員國，最害怕的就是美國為了保衛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把過多資源放在遠東對抗中共，忽視蘇聯對歐洲的直接威脅。
他們更擔憂的，是美國可能會為了實現對蔣中正的承諾，把大量可以用於防衛蘇聯的軍事力量用於協助國軍反攻大陸，甚至於以核子彈對大陸實施攻擊。這些憂慮通通在尼克森訪問大陸後煙消雲散，布蘭特領導的西德政府也緊緊跟隨著日本，在1972年10月11日完成了與中共的建交。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與兩個德國政權維持外交關係。
西德發起的「東方政策」，給堅持「一個韓國」原則的南韓帶來啟發，於是在朴正熙總統領導下發起「北方政策」，在與北韓進行紅十字會談判的同時，也試圖恢復與蘇聯、中共的接觸。換言之，西德與中共的建交還對大韓民國在1992年宣佈與中華民國的斷交帶來長遠影響，這也是筆者始終認為研究兩德關係對兩岸關係如此重要的原因。
事過境遷，兩個德國政權早已在1990年10月3日完成了統一，由於統一是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併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完成，今日德國對中共的外交政策繼承的是西德而非東德。統一後的德國與今天逐漸右傾民族主義化的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差距稱得上是南轅北轍，雙方很難完全走到一起。不過在建立一個讓歐盟與美國、俄羅斯平起平坐的多極世界方面，中共仍是德國的潛在盟友。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