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一個月後，中國官方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在中國，人口和生育問題不單純是個經濟和人權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
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共14億1178萬人，比2010年增長5.38%，年均增長0.53%，比六五普查數據的年均增長0.57%下降0.04個百分點。考慮到中國2016年已放棄一胎政策，中國的人口增幅實際比公布的還要低。事實上，根據公安部發布的《2020年全國姓名報告》透露，去年出生並已到公安機關進行戶籍登記的新生兒共1003.5萬，而統計局公布的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還有1786萬人，可見中國的出生率在近幾年出現了斷崖式下跌。
除人口總量外，這次普查還有以下一些值得關注的數據，如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減少0.48人。表明勞動年齡人口的15—59歲人口以及表明老齡化程度的60歲及以上人口分別佔比63.35%、18.70%，和2010年比，前者下降6.79個百分點，後者上升5.44個百分點。漢族和少數民族人口佔比分別是91.11%、8.89%，與2010年相比，前者增長4.93%，後者增長10.26%，人口比重上升0.40個百分點。
此次人口普查數據原本應4月公布，後官方推遲一月公布，外界雖然不得具體原因，但相信與已經公布的數據所顯示的比預期的人口狀況更不理想有關。
人口危機已經上路
人口數據是一個國家的基礎數據，一國的發展及其政策乃建立在真實人口數量的基礎上，這是多數國家每隔一段時期進行人口普查的原因。中國現在還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但普遍預測在不久之未來這一“榮光”就要讓於印度。從是次普查數據看，中國的人口危機已經上路。
任何國家都需要一定的人口數量特別是年輕人口數量，否則不但生產成問題，若出生比跌破1，若干年後連保種都成問題。盡管一國需要多少人口才合適沒有一個公認標准，但普遍認為年輕人口比老年人口多一些，對國家的長遠發展是有利的。而中國正步發達國家之後塵，人口出生數量不足以彌補人口老化程度，已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問題是，中國人均GDP才剛剛達到1萬美元，不僅遠不及發達國家，也落後一些人口年輕化的國家。“未富先老”是中國面臨的尷尬。也因此，這些年來在中國越來越的人呼籲政府全面放開生育限制。
經濟學者和人口學家喜歡從經濟角度看待人口問題，中國過去40年的高速發展得益於人口年輕化，也即“人口紅利”，它貢獻了GDP增長的很大部分。人口老齡化也就意味著人口紅利消失。然而由生育率下降所導致的人口問題或人口危機，有遠比超出經濟單一視角更為嚴重的社會後果，包括男女性別比的失調，獨子家庭的增多，建立在多子女基礎上的傳統家庭倫理和傳統文化的消解等，甚至對戰爭也會產生影響。
地方、部門利益博弈
不過，面對多年來社會要求放開生育和人口管制的壓力，中國政府似乎表現得很淡定，節奏始終是慢一拍。官方直到2016年才全面開放生育二胎，此前長達40年，實行嚴格的一胎政策，除了在某些時段對特定少數民族網開一面外。一胎政策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是否起到了官方期待的作用，在學界一直存在爭議，但毫無疑問，它的執行過程產生的人道災難可謂罄竹難書。這也是人們批評計生政策的最直接動因。
生育關乎人的最基本人權，是人之為人的最基礎自由，可中國政府長期在這個問題上行使強制權力，對人口生產進行有計劃的干預和調節，不全面放開生育限制，背後原因決非像官方說的計生政策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功莫大焉，以及擔憂放開生育會導致人口反彈那麼冠冕堂皇，而是有著部門利益的博弈，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乃至中央政府隱秘的對脫貧和特定民族的政治考量等復雜的成因。
1978年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時，當時的中共中央在有關人口問題的「公開信」中說：「到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但是，計劃生育長期實施形成了深厚的部門利益，正是這個部門利益在計生政策已見成效下阻礙全面放開生育控制。這個部門利益就是計生系統，它包括向中國政府提供政策咨詢和決策參考的某些人口、經濟和社會學界的人士。後者頑固地堅持中國人口太多有害論，有的認為中國人口8億就夠了，他們甚至向中國政府提供虛假的人口信息。而計生部門長期將征收社會撫養費作為控制人口的手段，這也就在實際中導致目標和手段的背離，即手段本身成為目的。雖然社會的撻伐和生育率的下降使得中國政府後來改組了計生部門，但直到今天還曝出個別地方的計生部門向民眾征繳撫養費的事情。
社會撫養費對很多財政收入不足的地方尤其基層政府也是一種激勵，被用來解決龐大公務員福利的一種方式，特別在10多年前這很普遍。在這些地方，政府往往默許甚至縱容計生部門去征收超生罰款。如果說計生罰款只對窮地方的政府有吸引力，那麼鑑於中國政府以GDP增長來考核官員，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不會有意願去調整計生政策。因為假如在經濟增長水平大致差不多的情況下，一個地方的人口越少，人均GDP也就越多，從而有利於提升官員的政績。而且，對地方政府來說，它們會認為調整計生政策是中央政府考慮的問題。
控制人口=控制社會
就中央政府而言，之所以在公開信承諾的30年後放開計劃生育不兌現，一方面是受計生部門和有關專家學者的建議誤導，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私利”考慮。中央政府的“私利”主要有兩個：一是脫貧，二是對特定民族人口過快增長的擔憂。中國政府需要用脫貧來證實自己統治的正當性，這不只是習近平一人的想法，從鄧到江胡，都如此，中國改革的最大動力就是擺脫貧窮，只不過習在前任的基礎上制定了一個明確的脫貧時間表。而人口過多顯然不利於脫貧的實現。所以中國政府常常誇耀計劃生育在過去30多年使人口少生4億多。這也是2016年中國政府只全面放開二胎，不放棄計生政策的原因。對於習近平來說，他顯然擔心全面放開生育會沖擊2021年如期實現脫貧任務，還會導致之後的反貧。而全面脫貧關系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後者對鞏固習的統治和權威有著重大的政治意義。
中國政府擔憂的另一問題是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將會使某些特定民族的人口激增，超過其在現有民族人口的構成，「威脅」中國社會的穩定和安全，甚至有導致分裂之危險。中國過去的一胎政策，主要是針對主體民族——漢族，對少數民族則允許先二胎，對一些人口特別少的民族，允許先多胎。但在實際中，一些少數民族先多胎的現象很普遍。這導致整體少數民族的人口增長要快於漢族，本次普查數據亦顯示這點。由於某些特定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宗教與漢族不同，在本民族意識覺醒下，出現了一些爭取本民族權益的事情，被中國政府認為構成對國家安全和統一的挑戰，所以必須在人口上控制他們過快增長。
對很多人來說，隨著生育成本的提升，即使放開生育限制，他們的生育意願也很低，願意生育第三個孩子的人已經不多了。但有特定生育文化和宗教的民族則很可能願意多生。因此，若完全放開生育，漢族等人口生育意願難以有效提升，依然會維持低生育率，而那些有特定生育文化和宗教的民族人口數量會突破一切約束，孩子越生越多。這種情形下，不可能專門針對某些特定民族去進行生育限制，否則會被視為種族歧視，受到國際譴責，甚至激起民族矛盾，能夠實行的只能是所有民族在生育上一律平等，也就是繼續保持計劃生育政策，只允許生二胎最多放寬到三胎，這樣，就很難會有特定的民族人口迅速超過現有的中國民族人口構成，起到了限制他們人口膨脹的作用。
上述兩點考慮尤其後一點是中國政府不可能公開對外講的。中國的人口和生育問題不單純是個經濟和人權問題，它也是一個政治問題。需要從政治的角度去看待中國政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鑑於多數人的生育意願已經降低，盡管中國的人口危機已經顯現，中國政府在未來全面放開生育限制的可能性依然不大，最多可能的是允許三胎。
＊作者為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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