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抗爭演變至今越發激烈，「筒裙」的出現也意味著越來越多女性加入前線，成為運動重要的力量。這些女性在3月8日罷工當天，也是國際婦女節，舉起筒裙高喊：「我們的筒裙，我們的國旗、我們的勝利！」（Our Sarong, Our Flag, Our Victory）。
筒裙（Longyi，也稱為籠基；女性穿的稱htamein）是極具緬甸地方特色服飾。它是一塊繫在腰間上、長方形的布，人們可以依據自己的喜好，調整筒裙的長度。筒裙舒適透風，也因此成為緬甸人的日常穿著。不過女性的筒裙卻被視為「不潔之物」，因此緬甸人都會避俗，不將女性的筒裙掛在超過人頭的高度，以免招來不幸。
反對人士將筒裙當作「拒馬」，這一招對於迷信的軍方確實奏效，他們深信女性的下部以及遮蓋於此的筒裙會削弱男性的力量。因此，從鄉下地區到大城市如仰光的大街上開始出現一排排如旗幟般飄揚、五顏六色的筒裙，甚至還有女性的貼身衣物。
這些筒裙和貼身衣物擋在示威者前方，一時間成了為示威者爭取緩衝時間和空間的保護屏障；同時也將軍方阻擋開來，成了軍方們寸步難行的障礙。
舊思想很多禁忌都在約束禁錮女性
這個事件，令我想到錢鍾書《圍城》裡的一段故事。方鴻漸一行人去大學任教，在客車上碰上一個帶米的男人：
辛楣對孫小姐道：「為什麼不坐呀？比坐位舒服多了。」孫小姐也覺得站著搖搖撞撞地不安，向那油臉漢道聲歉，要坐下去。那油臉漢子直跳起來，雙手攔著，翻眼嚷：「這是米，你知道不知道？吃的米！」孫小姐窘得說不出話，辛楣怒容相向道：「是米又怎麼樣？她這樣一個女人坐一下也不會壓碎你的米。」那漢子道：「你做了男人也不懂道理，米是要吃到嘴裡去的呀——」孫小姐羞憤頓足道：「我不要坐了！趙先生，別理他。」辛楣不答應，方李顧三人也參加吵嘴，罵這漢子蠻橫，自己佔了坐位，還把米袋妨礙人家，既然不許人家坐米袋，自己快把位子讓出來。那漢子看他們人多氣壯，態度軟下來了，說：「你們男人坐，可以，你們這位太太坐，那不行！這是米，吃到嘴裡去的。」孫小姐第二次申明願意一路站到南城，辛楣等說：「我們偏不要坐，是這位小姐要坐，你又怎樣？」那漢子沒法，怒目打量孫小姐一下，把墊坐的小衣包拿出來，撿一條半舊的棉褲，蓋在米袋上，算替米戴上防毒具，厲聲道：「你坐罷！」孫小姐不要坐，但經不起汽車的顛簸和大家的勸告，便坐了。
舊思想認為女人污濁，而且陰氣重，所以很多禁忌都是約束禁錮女性的。類似的禁忌很多，比如台灣民俗就規定，女人月經來潮，不能上廟拜拜，真是胡說八道。除了亞當夏娃，誰不是在女人的經血中成長？誰不從女人的陰道生出來的？
家庭勞動是一種性別經濟壓迫和剝削
最近《柳葉刀》(The Lancet )一篇社論，標題意譯為：<她們照護，我們在乎過嗎？> ( Do we care about who cares? ) 這篇文章在3月６日的國際婦女節前刊出，以彰顯全世界婦女的貢獻，並反思在新冠大流行期間失去的兩性平等。文中指出，新冠流行對婦女，特別是那些已經處於不利地位的婦女產生了有害影響，並擴大了健康和社會不平等。
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童婚和女童輟學、獲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務的機會減少以及失業。工作力退出和職業發展停滯造成的經濟不安全感的上升，對各地的性別平等都是一個打擊。長期以來，女性的被歧視，人們一直不承認，現在被疫情殘酷地放大了，在這個被封鎖的世界裡，中產階級尤其不得不在家裡照顧自己，社會必須對有償和無償家務勞動的依賴需要嚴肅深思，更多的關注。
包括家庭、情感和有愛心的勞動以及使家庭和家庭團結在一起的被視為「較低地位」的基本工作，這些家庭生養勞動，對全人類的健康與幸福至關重要。維持衛生和安全，如做飯、打掃衛生、餵食和「做髒活兒」，主要是婦女，特別是有色人種婦女完成的。因此，這些婦女構成了我們經濟和社會的基石。
新冠在一次深刻地揭露了婦女日常勞務被認為是「低價值」的工作，被視為理所當然應該由她們提供，以及對婦女地位的歧視和缺乏地位的現實。促進健康的家務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衛生系統和經濟估計所忽視。
著名的家務勞動學者西爾維婭•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評論道：「家庭勞動是一種性別經濟壓迫和剝削，所有資本主義都依賴這種剝削。我們必須給家庭勞務提高工資和條件，並將這種工作力納入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總產值）。」
婦女對衛生的貢獻近全球GDP2.35％
2015年出版的《柳葉刀》委員會《婦女與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顯示，做為工作力的一部分，在社區和家庭中，大多數為生育保健的勞務都來自婦女。論文指出，2010年，婦女對衛生系統的無償貢獻相當於全球GDP的2.35%，接近1.5萬億美元。這些婦女為全球衛生系統提供了大量隱藏性的貢獻，卻仍未得到承認和或被低估。
婦女提供的低薪或無償的家庭養育及保健工作被低估及忽視，是婦女健康惡化的兩大元兇。解決辦法是在照顧和工作方面尋求性別平衡，使男子也能照顧親人，重視家庭勞動和照料。隨著工作靈活性的提高和兒童重返學校，這一變化對婦女在勞動力行列中的進步和在照顧方面實現性別平衡都具有催化作用。
隨著各國期待新冠疫情復甦後，迫切需要機構和政府更公平地重新設計經濟模式，正視婦女的工作價值此正其時。必須抓住這個機會，新的經濟模式應基於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原則，這些原則使人了解兒童保育的價值和支付家務勞動的社會制度之間的不可分割聯繫。
支持這些原則的幾項大流行恢復計劃已經出現，從大流行病中恢復過來時，也要求我們更普遍地思考在家庭保健和社會護理方面進行投資的重要性。
婦女無償或低薪地日復一日工作
《紐約時報》雜誌的最近一篇文章< 新冠封鎖，凸顯了經濟如何剝削婦女。她已經知道了> (The Lockdown Showed How the Economy Exploits Women. She Already Knew.) 指出，西爾維婭·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幾十年來一直警告我們低估家庭勞動力會發生什麼。(Silvia Federici has been warning for decades of what happens when we undervalue domestic labor.) 今年78歲的家務勞動理論家西爾維婭是最有影響力的社會主義女權思想家之一，國際女權主義集體組織的聯合創始人。
她是霍夫斯特拉大學（Hofstra University）的名譽教授和教學研究員及社會科學教授。1973年，她幫助美國創立了家務勞動工資組織。1975年，她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反對家務勞動的工資》（Wages Against Housework）。這本書涉及家務勞動的問題，分析了由於資本主義和婦女壓迫而造成的家務勞動。
費德里奇於1970年代初創立了家務勞動工資運動。她認為，女性對世界的貢獻不僅僅是指生孩子並撫養他們，女性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持續不斷地，使自己和周圍的其他人保持良好生活狀態、人類的幸福，包括飽食，安全，清潔，關心，蓬勃發展。
在花園裡除草、做早餐、幫助年邁的祖母洗澡等等，婦女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必須一遍又一遍地做的工作，我們的經濟體系往往不承認她的價值或不予補償，但這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
國家經濟中最大單一部門：婦女
在新冠大流行之前，這些正視婦女勞動的想法並沒有完全模糊。但是主流女權主義，更不用說主流經濟學或政治學，大部分都忽略了家庭勞動的價值。相反，它只通過在工作場所的存在和影響來衡量婦女的權能，就像台灣引進看護及幫傭外籍移工，這是通過將家務勞動和兒童養育外包給經濟上相對較弱勢的低工資婦女來完成的。
這些家庭勞務主要由有色人種和移民擔任。對於人類全體婦女來說，這種安排當然無所謂成不成功，因為家庭勞務還是婦女在做，只是有錢的婦女把肩上的重擔，轉移到弱勢的婦女身上。
公共政策專家和經濟學家指出，將家務勞動排除在GDP之類的經濟措施之外是愚蠢的，因為有數據顯示，無薪婦女的工作構成了每個國家經濟活動的很大一部分。
公共政策學者，長期致力於修改「生產力」的經濟措施的提倡者瑪麗蓮·沃林（Marilyn Waring）在2019年的演講中指出，將諸如照料年長的親戚或新生兒，購物和烹飪等活動定義為毫無價值的行為是荒謬的。她說：「如果看不到（這個由婦女承擔的）國家經濟中最大的單一部門，就無法制定良好的政策。」
中上層階級將老人和兒童養育工作分包給低薪婦女
這並不是當前經濟體系中似乎出現問題的唯一部分。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了數百年來的最大差距，不穩定或低工資的工作，或受「零工經濟」的衝擊，工人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
隨著這些經濟狀況造成的疲憊和不安全感日益加深，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美國的社會弊病可能源於工作關係不正確，以及誰的工作有價值的問題。
當疫情社區封鎖開始時，這種日益惡化的疾病爆發成了危機。首先是對「基本工人」的討論，這一類別很快被注意到，通常對應於薪酬最嚴重的工人。然後，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敏銳地意識到，他們的生活過得很順利，因為他們能夠將家務勞動以及至關重要的是將老年人和兒童養育工作分包給其他人。
去年3月，學者兼激進主義者Keeanga Yamahtta Taylor在《紐約客》中預言道：「美國人的生活突然被戲劇性地顛覆了，當事物顛倒過來時，底部浮於水面，並暴露在光線下。」 一年來醜陋的新冠啟示指出，大多數美國人，數以千計的被解僱，被休假或幸運地被視為「無關緊要」的人，在家經歷了孤立的生活。
在家中，碗碟堆積如山，以警告的名義增加了清潔和洗衣的負荷。房屋一直是某人的工作場所，但如今，與許多人相比，房屋成為許多工作的碰撞區。住房，多達3400萬美國人因失業和隨後的遷離而完全喪失或處於喪失工作的風險中。在關閉了將近一年的學校之後，在職的父母敏銳地意識到，他們依靠薪水低廉的「老師」（低工資婦女）每天提供8個小時的托兒服務。甚至沒有專門的系統來管理兒童保育的持續工作（日托，祖父母，課外活動，保姆）。
「媽媽馬歇爾計劃」：每月應向媽媽們發放政府款項
對於那些已經以最低工資工作了多個工作，尚且負擔不起房租和食物的單親父母來說，這些都不是什麼新聞，一種激進的情緒開始表達了反資本主義的思想，批評了一種經濟，該經濟低估了或忽視了家務勞動。一群富裕的女演員和高管（包括朱利安·摩爾，查理茲·塞隆和伯奇沃克斯，ClassPass和Rent the Runway的領導人）正在呼籲制定「媽媽的馬歇爾計劃」，包括每月向媽媽們發放政府款項。
他們寫道：「你很清楚：媽媽是社會的基石，我們已經厭倦了免費工作。」知名的美國編劇 珊達·萊梅斯 (Shonda Rhimes)去年3月在Twitter上寫道：「以他們在家對6歲和8歲的孩子進行了1小時11分鐘的家庭教育來算，老師每年應該賺10億美元。」
如果我們為彼此，自己和我們周圍的世界所關心的工作得到了珍貴的評價，那麼今年看起來會有什麼不同？如果像費德里奇建議的那樣，如果「我們拒絕以他人的痛苦為基礎的生活和繁殖」，而如果「我們拒絕將自己與他人分開，」，那麼未來的面貌將如何變化？
自從占領華爾街以來，費德里奇的知名度不斷提高，這一運動得到了她的支持和倡導，並使新一代左派女權主義者與她的著作取得了聯繫。去年，她在《紐約客》，《大西洋》，《割傷青少年時尚》等熱門出版物中被一遍又一遍地引用，文章標題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這是什麼以及如何取代企業的「女老闆」、女權主義？＞
婦女的臉因如此多的「微笑」而變得扭曲，因為別無選擇
費德里奇說，偶爾會有人打電話給她談論她在20或30年前寫的東西時（因為惡劣的情況一直沒有改變），她有時會感到驚訝。但她長期以來一直懷疑，降低護理工作的危險最終會演變成一場巨大的危機，不容忽視。她說：「先前存在的狀況是使數百萬人無法忍受的生活和不健康的系統。」費德里奇的母親經常抱怨世人只把工廠裡的男人當成真正的「工人」。
「身為家中的工人」她自己對家務事的憎惡，她還沒有想到這與馬克思主義息息相關。費德里奇開始與包括達拉·科斯塔（Dalla Costa）和詹姆士（James）在內的一群女權主義者一起，他們自稱為國際女權主義者集體。國際金融公司在歐洲開始了「家務勞動工資」運動。她與合作者妮可·考克斯（Nicole Cox）在詹姆斯的指導下於1974年在紐約創立了美國第一份家務勞動分會。
費德里奇於1975年發表的論文《反對家務勞動的工資》是該運動的早期，熱情的宣言，並且仍然是其最著名的著作之一。她寫道：“說我們要做家務的工資是要揭露這樣一個事實，即家務已經是資本的錢，資本已經從我們的烹飪，微笑中賺了錢」 「與此同時，這表明我們多年來一直在做飯，微笑，暴飲暴食，這並不是因為對我們來說比對其他人來說更容易，而是因為我們沒有其他選擇。我們的臉因如此多的微笑而變得扭曲。」
新冠住院的醫療保健工作者中有72％是女性
去年，這個新冠災難年，這個美國選舉年，這個恐怖的年份，是關注誰從我們的經濟體系中獲利以及以誰為此付出代價的最佳時期。去年，有超過7000萬美國人申請失業，其中大多數是服務業，那裡的工人更有可能是有色人種的婦女。低薪工人失業率更高，失業時間更長。同時，婦女中有一半以上繼續在家庭外工作，危及健康，這些婦女是有色人種，佔絕大部分。
學者凱瑟琳·鮑威爾（Catherine Powell）在《思考全球健康》（Think Global Health）中的一篇文章，福特漢姆大學的法學教授描述了一個「種族－正義悖論」，其中黑人和棕色美國人「由於大流行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而更有可能失業，」但同時「在必須留在他們的工作中，尤其是技能較低的職位，在這些職位中，他們更容易受到病毒的感染。」這種悖論使成千上萬人喪生。
去年，從事醫療保健工作的女性比男性差得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的一項研究報告說，去年3月至5月間，在新冠住院的醫療保健工作者中有72％是女性。其中許多人是護士和有執照的護理助理，這些工作涉及直接的病人護理，包括海綿浴，進食，服用藥物，並且婦女和有色人種的人口更多。（與男性主導的醫療保健工作相比，他們得到的報酬還不如男性。）醫院客房清潔和家庭保健助手也患病並死亡的人數更高。
去年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增加了1.1萬億
去年，管家這個行業面臨著「全面的人道主義危機」。美國全國家政工人聯盟（National Home Workers Alliance）在5月份報告了高達60％的失業率，並補充說，該組織的許多成員沒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政府救濟，因為他們沒有證件。12月，有156,000名婦女失業。
根據國家婦女法律中心的分析，男性收入增加了16,000 。但是，通常情況下，將「婦女」作為一般類別進行評估隱藏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對數據的進一步剖析顯示，正是黑人，拉丁裔和亞裔美國人遭受了失業，而白人婦女實際上獲得了工作。預計當大量失業婦女重新進入就業市場時，她們的工資將比以前低。
去年，據報導有230萬美國婦女退出了勞動力大軍－通常在學校和日托關閉時進行兒童保育。因為他們已經完全離開了勞動力隊伍，並且不再尋找新工作，所以他們不再計入失業統計數據中。令人扼腕的是，去年，美國的億萬富翁的財富增加了1.1萬億美元。
在這個「真實」的世界中，在關於誰的生命可以犧牲以挽救經濟的命題中，進行著毫無止盡的錯誤辯論。我們只能在每年的婦女節前後，反覆地訪問費德里奇在45年前就一直提出的問題嗎？我們向上帝禱告，多憐憫夏娃一些，上帝聽見了嗎？男人欠女人的，該怎麼償還？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作品集請參看JOE書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