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念舊惡，以德報怨」是最適合用來形容蔣中正委員長戰後對日政策的八字箴言，雖然導演陳君天在他拍攝的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中，認為「以德報怨」四個字有辱蔣中正，指出蔣中正真正用的字眼為「與人為善」，不過對於實際上受惠於這項德政的日本在華軍民而言，蔣中正推行的戰後政策就是「以德報怨」。
當然推行「以德報怨」政策，並不代表蔣中正沒有懲罰日本戰犯。戰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保定、東北、廣州、上海、濟南、武漢、太原與台北成立軍事法庭，起訴了2,435名日本戰犯，並將其中110人判處死刑，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殺的兇手谷壽夫、野田毅與向井敏明。儘管如此，對日本的寬大政策仍無法獲得大陸主流民意諒解，成為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灣的一大主因。
然而「以德報怨」，真的是只有蔣中正領導的中央政府實施嗎？其實中國不分黨派的武裝團體，都基於不同的考量對他們責任區裡的日軍或日僑實施「以德報怨」政策。比如身兼山西省主席與第2戰區司令長官的閻錫山，就從防範共軍的需要出發，將山西省境內高達10,000多名日本支那派遣軍北支派遣軍第1軍的士兵收編進他的晉綏軍，組成所謂的第10總隊。
中國共產黨更仰賴東北與華北的日軍，協助成立航空兵、裝甲兵、砲兵與化學兵等技術兵種。共軍非但沒有判處任何日本戰犯死刑，還以上賓之禮對待他們手中的日軍留用人員。所謂「日軍俘虜吃大米，8路軍戰士吃高粱」的現象，時常出現在中共元帥們晚年撰寫的回憶錄中。每次讀到這裡，筆者都感嘆到底中共是有什麼顏面指責國民政府不以戰犯罪名起訴岡村寧次？
相比於中國戰場，歐洲戰場的情況呈現的是完全不同的局面。戰勝者無論是蘇軍、美軍還是英軍，都在不同層面上對放下武器的德國俘虜實施了殘忍的報復行為，而且這些報復行為的對象並不只限於德國軍人。除了在戰場上真正擊敗德軍的蘇美英三國外，各歐洲佔領國的百姓也起身採取報復行動，不過報復的對象往往不是有武裝的德軍，而是失去後台保護的本國「通敵者」。
英美兩國對戰俘的差別態度
相較於蘇聯，英國與美國對待德國戰俘的態度確實人道了許多，尤其是英國從抵禦蘇聯的戰後考量出發，主張以寬大為懷的政策對待德國戰俘，好將他們重新武裝為歐洲大陸上反共抗俄的先鋒。根據英國學者洛韋（Keith Lowe）的研究，死在美軍手中的德國戰俘數量為4,537人，死在英軍手中的則只有1,254人，前者比後者多達四倍之多。
英國俘虜的德軍戰俘總數為363萬5,000人，美國俘虜的則是3,09萬7,000人。從美國俘虜到的德軍數量比英國少，死亡率卻略高於英國還要高的情況來看，顯然「以德報怨」不是當年美軍對德國的政策。儘管美軍對德軍戰俘的殺害或者虐待行為，多數來自個別軍官或者士兵的情感宣洩，並非美國政府的官方政策。負責解放納粹集中營的美軍官兵，更是容易犯下虐俘或者殺俘的罪行。
洛韋在他的作品《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充滿復仇、內戰與種族清洗的血腥之地》（Savage Continen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中，就介紹了美軍第45步兵師解放達豪（Dachau）集中營時，動用私刑處決德國看守的事蹟。美軍當場擊殺37名高舉雙手投降的德國看守，然後還與被關押的猶太獄友又聯手殺害25人到50人。
當然這些被殺害的德國看守，絕大多數都是惡名昭彰的納粹武裝親衛隊（Waffen SS）成員，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參與了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行動。洛韋在他的作品中指出，美軍在射殺德國看守的時候，有明確將德意志國防軍與納粹武裝親衛隊人員區分看待。顯見這些射殺德國戰俘的行為，多數是來自對納粹種族屠殺的義憤。
只是即便面對的是惡名昭彰的納粹戰俘，美軍的部份行為還是引起爭議。洛韋引述美國士兵哈列特（Jack Hallett）的回憶，指出猶太人獄友曾利用美軍交給他們的刺刀，將一位德國看守的腦袋活活砍了下來。也難怪會有如馬希克（Erich Maschke）等納粹餘孽，在戰後著書立傳譴責英美法三國沒有善待解除武裝的德軍戰俘，試圖洗白德國的戰爭暴行。
軍民不分的復仇者
不過死在美國與英國手中的德國戰俘，大概也只佔雙方俘虜德國戰俘總數的0.1%或者0.1%以下而已。蘇聯紅軍俘虜的德國戰俘共3,06萬人，死亡人數為109萬4,250人，佔總俘虜數人口的35%。也因為被蘇軍俘虜後，死亡率遠比被英美盟軍俘虜高的原因，所以雖然蘇聯在東線戰場牽制了80%左右的德軍，可他們擄獲的德軍俘虜最多只達盟軍俘虜德軍總人數的1/3。
最糟糕的是，由於希特勒把斯拉夫人視為日耳曼人天生的奴工看待，德國對蘇聯發動的是比西線戰場更為殘酷的種族戰爭。所以本來就不是什麼仁義之師，而且許多底層士兵是由囚犯構成的蘇聯紅軍，一路是以復仇者的心態往德國本土推進的。既然德軍武與武裝親衛隊過去對俄國人的屠殺軍民不分，蘇聯紅軍復仇起來同樣也是軍民不分。
洛韋在他的作品中，紀錄了東德蘇軍佔領區裡的情景：「隨著蘇聯軍隊向前推進，這樣的光景並非唯一。事實上在當時德國東境的各省分裡，這樣的慘事不斷反覆。譬如在東普魯士柯尼斯堡附近的波瓦延（Powyen），女性死者的屍體散落各處，她們是被先姦後殺，而且是殘忍地被用刺刀殺死，或被用長槍槍拖重擊頭部而死。其中有四名受害者被扒光了衣服，綁到了蘇聯坦克的車尾，然後一路拖行到她們斷氣。」
蘇聯紅軍在德國的暴行，簡直是南京大屠殺的翻版，甚至猶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對於1945年8月經歷過蘇聯紅軍佔領的東北人與北韓人而言，類似的場面應該並不陌生，儘管蘇聯紅軍針對的主要還是關東軍和日本僑民，並非中國人與朝鮮人。不過蘇聯紅軍給各佔領區人民帶來的心理陰影，確實直到76年後的今天還沒有散去。
更重要的是，針對德國軍民的無差別復仇不是蘇聯紅軍的個人行為，而是由史達林所下達的國家政策。就算是沒有對蘇聯人犯下罪行的德國空軍王牌英雄艾恩希爾德（Heinrich von Einsiedel）與哈特曼（Erich Hartmann），都被折磨到不成人形。爭先恐後向英軍、美軍、國軍與共軍投降以避免自己落入蘇聯紅軍手中，是歐洲與東亞的軸心國子民在投降之際所形成的最高共識。
以虐殺俘虜來找回尊嚴的法國
美英蘇三國在對待戰敗國戰俘與人民各有自己的歷史共業，其中蘇聯的行為直到現在仍廣受國際社會批判。不過比蘇聯爭議更大的，可能只有嚴格意義上不能稱之為戰勝國，但同樣基於英國防共的需要而被提拔到世界五強的法國了。所以戴高樂將軍指揮的自由法國，能在英美盟軍掩護下打回巴黎，而且還被賦予了佔領德國的光榮職責。
只是落入法軍手中的德國戰俘共93萬7,000人，為歐洲四警察中最少的一個，可是卻有24,178人死亡，死亡率達2.6%，為英國戰俘營裡1,254死亡人數的20倍之多。而且根據洛韋的研究，這還可能只是保守的評估而已，實際上被法軍殺害的人數可能還多達數千人以上。難怪在經典二戰影集《諾曼第大空降》（Band of Brothers）中，都出現法軍射殺德國戰俘的血腥畫面。
可事實上凡是對二戰歷史有瞭解者，都知道法國其實是一個連戰勝國都稱呼不太上的國家。法國只抵抗了六個星期就投降，而且後來由貝當元帥成立的維琪政府不只是德國的傀儡政權，還積極配合希特勒的種族清洗政策。在盟軍反攻北非的戰役中，維琪法國的軍隊也有諸多與英美盟軍交戰的紀錄，所以法國沒有如匈牙利、保加利亞還有羅馬尼亞般被當戰敗國論處，已經非常幸運。
沒想到邱吉爾基於地緣戰略的考量，硬是把法國的地位給拉高到四強的地位，還以同意美國讓中華民國列為四強的提案為交換條件。事實上這個位置給波蘭來坐，或許都比法國還要有正當性。洛韋認為德國戰俘在法國的高死亡率來自於糧食危機，不過筆者認為法國人如此激進對待德國戰俘的目的只是想找回自己戰敗投降的尊嚴而已。
自由法軍無法在戰場上擊敗德軍，非得要靠英美蘇三強協助才得以光復祖國，這對把民族尊嚴看得比一切都還要重要的法國人而言自是無法接受。更何況戰後還有不少的維琪法軍與法籍武裝親衛隊官兵被法軍收編，或許虐殺一些德國戰俘能從中挽回一些失去的顏面，讓自己戰勝國光環更名正言順一點。至於沒有戰俘可以虐殺的一般法國民眾，就把目標轉向國內的所謂「通敵者」。
對清算「通敵者」的不合理清算
包括洛韋本人在內，二戰學術圈公認蘇聯主導的東線戰場遠比英美主導的西線戰場殘酷。所以不只蘇聯紅軍對德國軍民更加殘忍，就連蘇聯佔領下的東歐與中歐各國對「通敵者」的清算也更為徹底。畢竟這些國家是同時經歷了反法西斯戰爭與共產主義革命，所以被清算的不只是那些納粹的勾結者，就連抵抗納粹的人，只要他們不是共產黨通通都要接受一番清洗。
包括那些戰時流亡到英國，參加不列顛空戰的波蘭和捷克飛行員，戰後一歸國就被共黨政權逮捕下獄。東歐的慘狀，筆者未來將為文介紹，這裡集中討論不那麼慘的西歐。其實看過《諾曼第大空降》的人，都知道對「通敵者」實施報復的國家不是只有法國，荷蘭、比利時、挪威、丹麥、義大利與奧地利都有相似的情況。
然而根據洛韋的研究，這些對「通敵者」的清算不是標準不一，就是對真正與納粹勾結的份子懲處不夠徹底。真正被針對到的對象，往往是那些在納粹統治時代沒有真正掌握到權力的中下階層或者年輕人。對於這種不公平現象，他給的理由也很簡單，那就是「誰叫這些人交遊不夠廣闊，口才不夠便給，也比較請不起大律師為其辯護。」
更常見的現象，是這些國家的老百姓找不到或者不敢對大的「通敵者」實施報復，就把目標轉向底層為了討生活而與德國佔領軍發展過關係的平民，甚至是婦孺。就如《諾曼第大空降》裡演得那樣，把那些結交過德軍男朋友或者與德軍發生過關係的婦女抓出來剪頭髮。這些戰後被歐洲諸國描述成反納粹英雄的抵抗者，原來也只是一群以欺負弱小為樂的懦夫。
誠如寫有《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的荷蘭學者布魯瑪（Ian Buruma）所言，所有生活在佔領區裡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當過「合作者」或者「通敵者」，根本沒有任何人能以正義之士的地位去指控和懲處他人。更何況義大利與奧地利在戰時都屬軸心國成員，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是「通敵者」，到底該如何做出公正的懲處也是讓人頗有疑問。
國民政府「以德報怨」的主因
相比起歐洲戰場，中國戰場對投降日軍的態度寬大了許多，無論是國軍、共軍還是地方部隊都沒有系統性的報復行為。筆者在宜蘭訪問了西北軍出身的第1戰區自衛軍第一路司令高俠軒將軍之子高雙印，他表示自己父親當年對日軍戰俘宣傳的口號為「放下武器就是朋友」。畢竟對許多西北軍老將領而言，同樣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與日本人理應為兄弟之邦。
不過國共兩軍對日本採取寬大政策的真正原因，筆者認為還是來自於中國人有自知之明，知道中國戰場上的日軍並沒有真正在軍事上被擊敗。如果對在中國的日本軍民採取嚴厲的報復政策，勢必將迫使兵力保持完整的100萬支那派遣軍負嵎頑抗，中國將一如今天的中東沒有一天安寧日子可過。盡快把放下武器的日軍及日本僑民遣送回國，其實才真正符合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
從蔣中正的角度來看，他最害怕的或許還不是支那派遣軍不願意投降，而是這100萬不願意投降的日軍投向中國共產黨的懷抱。所以優待岡村寧次，或許主要目標不是希望他提供華北戰場上的防共經驗，而是害怕岡村寧次直接率領他的手下投共。事實上不甘心日本敗給盟軍，打算加入中共並且利用共產革命東山再起的日軍確實是所在多有。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掌握到的情報，閻錫山收留的日軍當中就有900人因為立場親共的原因，後來又被山西省政府給強制遣返回日本。撇開100萬名在日本投降後自動淪為俘虜的支那派遣軍官兵，其實過去八年抗戰打下來，國軍真正在戰場上擄獲的日軍並不多，據統計只有2,094人而已。
反而共軍因為擅長於政治作戰，甚至還將張志忠等台灣籍的中共黨員投入到對日軍的心戰喊話上，所以他們「爭取」到的日本戰俘數量高達7,118人。不過根據岡村寧次回憶，戰後國共兩軍交還給支那派遣軍的俘虜共陸軍1,212名、海軍40名與商民106名。看來多數為共軍俘虜或「爭取」到的日本戰俘，最終都被中共洗腦成功，留在中國為紅色革命貢獻所長。
中國人對日軍的復仇
儘管國共兩軍都基於不同的立場禮遇、善待日本在華軍民，可是從蔣中正推行「以德報怨」政策的下場是被大陸人民趕來台灣的這一點來看，中國主流民意並不樂見政府對日本寬大。蔣中正從防止共黨赤化亞洲的角度出發，主動放棄出兵佔領日本的權力，避免蘇聯找到理由派兵佔領北海道，雖然確保了日本四島的統一，卻讓中國輿論對國民政府更加不滿。
中國出兵執行對日本的佔領任務，並要求日本老百姓為日本軍國主義暴行血債血還才是戰後初期的輿論主流。至於將復仇政策推行到底會否導致蘇聯勢力壯大，分裂日本進而導致整個亞洲赤化，本來就不在中國大眾的考慮範圍之內。那麼又是什麼樣的中國人，最希望對戰敗了的日本人棒打落水狗呢？其實根據筆者的訪談紀錄，與各位讀者們的認知相反。
最渴望讓日本軍民血債血還的，不是那些過去在戰場上擊敗過日軍或者抵禦過日軍的國軍將士，或者跟著政府一起遭受日軍無差別轟炸的大後方老百姓。反而是擁有當「亡國奴」經驗的淪陷區老百姓，包括那些最積極支持汪精衛政權的淪陷區社會精英賢達，最希望看到日本戰犯被嚴懲。很多時候，往往還需要動員國軍出面保護被解除武裝後的日軍，才能避免他們被憤怒的民眾用石頭砸死。
那麼有沒有個別國軍官兵以私刑手段處置日軍戰俘或平民百姓呢？筆者的答案肯定是有，不過自己沒接觸過相關經驗的老兵。唯一的例外，是一位王姓陸軍士官長，他確實在日本投降後有毆打過日本軍人，而且還強暴過被集中管理的日本婦女。然而這位士官長是在戰後才被改編加入國軍的，戰時他服務的對象為親日政權的華北綏靖軍。
換言之，中國的情況與法國一樣，採用最惡劣手段報復侵略者的往往是戰時與侵略者關係最為緊密的「通敵者」。他們報復昔日主子的手段之所以如此激進，一來是為了向新的主子表達忠誠，二來則是要討回過去替日本人效力時所失去的自尊。所以那些被改編為國軍的前「偽軍」，對待往日對自己一臉高高在上的日軍戰俘又會比國軍還要更加的不客氣。
沒有遭受清算的「通敵者」們
在國共兩軍的阻擾下，老百姓想要報復日軍與日本僑民不容易，但是以懲治「漢奸」為由報復「通敵者」還是可以的。尤其是日本剛剛戰敗，淪陷區秩序陷於一片混亂的時候，許多老百姓更以殺漢奸的名義動用私刑手段剷除自己的仇人。一如歐洲的情況，愛國主義在中國還是無賴們的庇護所。真正的「通敵者」，永遠沒有為國共兩黨所清除到。
由於汪精衛已經於1944年病逝，國民政府對「通敵者」的審判還是以陳公博、周佛海、陳碧君以及丁默邨等汪政權的領導階層為主。約有369人被判處死刑，979人被判處無期徒刑。不過對於手中握有軍權的「偽軍」將領，還有在農村裡與日軍合作的地主仕紳還有其他社會中堅力量，蔣中正採取的又是相對開明的態度。
因為蔣中正知道，這些唯利是圖的「偽軍」與社會中堅力量，從來就不關心意識形態的問題，面對日軍、南京還是重慶國民政府的態度都是一樣。只要他們在地方上的特權能維持下去，他們並不介意換一個新的中央政府效忠。然而中國共產黨卻不一樣，他們志在徹底的社會革命，剝奪這些基層「偽軍」與地主仕紳的權力甚至於生命，使彼此之間的關係完全無法調和。
所以國民政府回到淪陷區後，對「偽軍」或者地主仕紳不只十分寬大，還把他們組織起來成為國軍反共的側翼。中共的情況則相反，在積極清算地主仕紳與反共「偽軍」將領的同時，對於汪政權中擁有高度政軍影響力的將領，尤其是三個警衛師的師長，還有海空軍等技術兵種人員卻表達歡迎的立場。畢竟靠打游擊起家的中共，最需要的就是建設正規軍與海空軍的相關技術人才。
戰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海空軍，基本上就是以戰後投效中共的汪政權和滿洲國海空軍人才所組成，在孟良崮戰役中擊敗張靈甫將軍整編74師的，則是被改編為華東野戰軍的前和平建國軍警衛第3師。許多抗戰時在地方上魚肉鄉民的地方型「偽軍」，乃至於專門搜捕抗日志士的情治人員也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台灣，可見兩岸真正的「通敵者」一如歐洲的「通敵者」，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