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既沒有承擔過中國有什麼值得輸出的中國模式，更沒有具體提倡某個中國模式，但是不僅中國專家們不相信，他們反而還更感到焦慮。他們像是相信自己受到惡性腫瘤威脅的患者，急於找出腫瘤以便治療，不斷檢查，不停化驗，如果醫生說健康，他們只能更焦慮，更努力的換家醫院再檢查。
十九大閉幕迄今，大量主流國際媒體及其所仰賴的知名國際評論員，包括歐美智庫分析師、大學教授以及專欄作家，都對中國帶來的挑戰表示憂心忡忡。他們關心的具體焦點不盡相同，但是有某種精神則一以貫之，那就是相信習近平矢志輸出中國模式，因而已經對西方構成莫大的挑戰。
對中國模式的認識有多種，最簡單的一種，就是認為凡事大家一起參與，有好處大家一起得到，厥為中國模式，這符合社會主義，也反映儒家文化。這樣的所謂中國模式，是一種態度，而這種態度的主要保障就是共產黨。透過黨的自覺與教育，來推動先富帶後富。不過，這不是什麼可以輸出的中國模式。
另一種認識中國模式的方法，主要是國內學者彼此思辨中國發展與治理的具體過程，這裡涉及國有與民有之爭、左右之爭、中央與地方之爭、部門之爭等等。而在十九大的報告裡指出的，是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均衡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些討論比較具體，但是卻還沒有什麼通論，就沒有辦法表述出一種中國治理模式。
國際媒體表現出對中國模式產生恐懼，主要在於其所認知的中國治理模式與西方不同，質言之，就是以黨領政的威權發展模式。如果國際主流媒體及其中國專家所關心的，是自己想輸出西方的全球治理模式，而其核心部分包含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那麼威權發展模式似乎就直接挑戰了西方的治理模式。
就算威權發展模式與自由民主大相徑庭，如何引申出中國有意願要輸出這樣的模式呢？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國家數目有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數目也有限，所以雖然一黨統治的國家還不少，如何輸入中國模式而能毫無扞格呢？擔心中國圖謀輸出以黨領政的發展模式，並沒有證據，主要是靠專家們自己的揣測。
可見，擔心及指控的模糊依據與專家們說的斬釘截鐵，可能大有出入。那麼，必然就有其他的因素，讓他們硬是要表達對中國模式厭惡、疑懼、排斥。這就是目前沒有人在研究、也沒什麼需要研究、更沒有什麼內容可以研究的一種看待中國模式的態度––––西方以外竟然可能還存在各種不同發展路徑！
沒有具體可輸出的中國模式，也就等於沒有中國模式。然而，中國明明身在西方之外，作法不往西方靠攏，甚至分庭抗禮，則實踐上的效果便是昭告天下，在西方模式之外存在不同路徑。所謂模式，就是不輸入西方模式，那任何國家只要相信並追求不同於西方路徑，都可以叫中國模式。由於沒有內容，所以一定可以輸出，而且輸出很快。
這樣一來，中國自己摸索發展的啟示就是，中國成功修正、抵抗、取代了西方。就如同國內學者彼此辯論中國模式時，雖然各異其趣，但共通導向某種非西方的治理模式，現在，在國際中國專家心中的中國模式原型，就也根本不是什麼威權治理模式，而是各地想要修正、抵抗與取代自由民主模式，且目前士氣大振。
西方對於治理模式輸出遭遇瓶頸，因此而聯想成中國模式向外輸出，這剛好說明，處心積慮想要輸出模式的，恰恰是西方自己，而不是中國。中國沒有接受西方卻能發展起來，說明西方的治理模式沒有必然性、優越性或應然性。更進一步說的話，國際媒體與中國專家擔心的深層，是各地開始反對西方輸出模式。
要是明白講出來，他們念茲在茲的中國模式，無非就是諷刺了西方強行輸出西方的治理模式，那就一語中的了。然而，諷刺西方強行輸出模式這件事，能算得上中國模式嗎？或能算得上是任何模式嗎？中國拒絕明確提倡中國模式，更別談輸出中國模式，這當然會與中國的治理經驗本身相關聯，但絕對不是治理與發展的關鍵。
在歐美建立的國際秩序裡，國家之間理當是平等的，但實際上從來不平等，卻因為自由民主提供了普世標準，而讓所有以此為名的國際干預，變成了好像是在提攜後進國家成為平等的自由民主。結果，干預與平等這兩個原本相互矛盾的概念，突然成為孿生兄弟，這種強權入侵，殺戮無辜又自作無辜所界定的平等，荒謬至極。
西方恐懼的那個還不具備共識內涵、更沒有意圖的所謂中國模式，揭穿了上述荒謬，讓西方輸出自己的治理模式失去了正當性，不能再天花亂墜。現在，他們感到最大的壓力，就是不接受干預，也不行使干預的成功案例出現，西方輸出治理模式為所欲為的舊時代結束了，這就是各界批判中國意圖輸出模式的心底內幕。
＊作者為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