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伊徹撰寫《透過語言這面鏡子》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處理一個棘手的問題。關於語言，最難纏、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之一，就是語言和思考的關係。
有一派認為語言不但有利思考，甚至可以影響思考；也就是說，使用不同語言的人會有不同的認知系統、不同的世界觀。另一派則認為，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支持上述說法；世界雖然有六千多種語言，但人類不致因為使用不同的語言而擁有不同的認知方式。
截至目前，後者一派占上風，主要的原因在於：「影響論」一派一直提不出毫無破綻的科學證據。另外一個原因是：舉證的壓力一直是落在「影響論」一派。這情況好比如，有人認為有靈魂這個東西，有人認為靈魂並不存在。不相信「靈魂說」的陣營不需要證明一個他們認為不存在的東西，因此舉證的壓力完全落在「靈魂說」這邊。
多伊徹的立場屬於「影響論」一派，意在證明：一個人的母語的確會影響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他成功了嗎？先聽他講故事：
「天空是藍的。」但古代人並不這麼認為。
1858年，英國人Ewart Gladstone向世界發表他鑽研荷馬史詩的成果，長達一千七百多頁。其中有一章，他提到荷馬對顏色的概念大有問題。形容海洋時，荷馬這麼寫：「看起來像是酒的顏色」；形容牛的膚色時，荷馬也說「看起來像是酒的顏色」。Gladstone指出：海洋可藍、可灰或綠，牛是黑色、棗紅色或棕色，怎麼可能兩者同時「看起來像是酒的顏色（紅）」？
不少學者為荷馬辯護。最普遍的說法是，荷馬形容的海洋顯然是黎明或黃昏時刻，海浪滔滔時所造成的紫而赤紅的陰影。有人認為因為海藻襯底的關係，有時海洋看起來是紅色的。也有人說荷馬是詩人，詩人有「詩的執照」（poetic license），他用心眼看海、搞印象派，他說紅色就是紅色。
然而，Gladstone羅列和顏色有關的怪異例子長達30頁。包括：荷馬用紫羅蘭色（violet）來形容很多東西，例如海洋、綿羊、鐵。或者是，荷馬會用兩種顏色形容同一個東西，一會兒是紫羅蘭色，一會兒卻是灰色。荷馬最常用顏色字眼不是「黑」就是「白」，但黑白之間的其他基色則乏善可陳。荷馬擅長描述景物，暴風雨或山崩地裂都難不倒他，但對於景物的色彩卻很少交代。
更有趣的是，在荷馬的詩作裡，「藍」字從未出現。原來，荷馬的世界裡天空並不藍，沒有人會唱「天天天藍」。
據此，Gladstone斷定荷馬有色盲（但當時「色盲」的說法尚未出現）。而且，參考了同時期的其他典籍之後，他斷定這不是荷馬個人的毛病，而是整個時代（約 800–c. 701 BC）所有古希臘人的毛病。
Gladstone從人類演化的角度，提出以下的解釋：人類對顏色差異的辨識能力在荷馬的年代還沒完全進化，只有「局部發展」。他們眼裡的世界不是黑就是白，中間只摻雜一些紅，如此而已。他還說，現代人能夠分辨各個主要基色，是因為自西元前八世紀以來的千年之後，人的眼睛已歷經充分訓練的成果。
他的說法可有道理？這個故事和語言有什麼關係？
1867年，在Gladstone主張古希臘人有色盲的論調之後第九年，語言學家Lazarus Geiger發表了一場重要演說。Geiger是個語言天才，年輕時便立志要學會世上所有的語言，雖然不幸於42歲早逝，生前精通不同語言的數量已超越前人。
在這場演說裡，Geiger提出了幾個頗刺激的問題。人類的感官，人類的知覺可有「歷史」可言？人類一千年以前的感覺器官和現今的感覺器官是否一模一樣？我們是否可以說現在感受到的東西，在以前是無法感受的？
受到Gladstone影響，Geiger決定研究這些議題。因為精通多種古語，他的研究並不侷限於古希臘文獻。他得到的結論和Gladstone的一模一樣。例如古印度吠陀經典題材萬千，關於白天、夜晚、雲霧、閃電等等不乏生動的描述，偏偏就是沒提到天空是不是藍色的。原來，對藍色無感的不只是荷馬，還包括印度古詩人。《舊約》也是一樣，找不到一個「藍」字。根據本書作者多伊徹，眾多古老文明裡，唯有埃及有藍。
讀到這裡時，我心中起了疑問：中文呢？
果不其然，中文得等到戰國時代（西元前475-221）末期才出現了「藍」；也就是說《論語》、《孟子》、《莊子》、《老子》裡面沒半個「藍」字。因此在「藍」尚未出現之前，「青」的任務自然大了。「青」可以是草木初生的顏色，如「青草」；青也可代表藍色，「青天」是指藍天，不是綠色的天空。「青」也可以代表黑色，譬如「朝如青絲暮成雪」。這麼看來，古代人沒有「藍色憂鬱」，只有「青色憂鬱」。
西方也是同樣情形。Geiger從字源著手，發覺後來才出現的blue，少數源自於green，多數源自於black。中文裡的「青」就是指介於黑與綠之間的顏色。
Geiger還有更進一步的發現：根據現存古籍與字源學，人類對於色彩的感覺，在黑白之後，先有紅，然後是黃，再來是綠，而藍與紫最晚出現。如此一來，Gladstone對於古希臘人的觀察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矣。
在演講最後，Geiger說：關於顏色的字眼依序出現，且所有古代文明皆然，這背後一定有共通的原因，各位博物學家、醫學家，把原因找出來吧。
Hugo Magnus接受了這項挑戰，於十年後，1877，提出他的解釋。
1875年，瑞典的快速火車發生一起重大事故，造成九死數傷。一輛火車到站時該停未停，因而和迎面而來的另一輛相撞，站長因「嚴重失職」而遭解雇、起訴，坐牢半年。有一位眼科解剖學專家挺身而出，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肇事的原因應該是火車駕駛員錯把紅色（停止）誌號看成了白色（通行）誌號。在他設計的測驗之下，他發覺光是一條路線，266個員工裡就有13個患有色盲的案例，其中包括站長和駕駛員。這個發現，在那個火車運輸快速成長的年代，非同小可。
因此，兩年後，當Magnus提出「人類色感演化論」時，西方人洗耳恭聽了。
Magnus提出的解釋和Gladstone的論調如出一轍，只是用語較為「科學」。他說人類眼球對顏色的敏感度是一步步演化而來的；瞳孔因不斷受到光線的刺激與侵入而逐漸變得敏感。於是，黑白之外，人類終於看到了紅色，因此創造了「紅」這個字。這樣的能力遺傳到下一代，下一代的子孫因此都有眼力看得到紅色。如此這般，眼球的進化一代傳給一代。
Magnus的理論受到廣大迴響，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其中不乏科學家和哲學家如尼采。
本書作者多伊徹指出，從現代的視野，很難想像當時的頂尖科學家怎會沒看出這個論調的嚴重破綻。
Gladstone和Magnus的見解有什麼問題？
長頸鹿的脖子為什麼那麼長？小時候得到的解釋不外是，長頸鹿為了吃到比較高大的植物，所以脖子越練越長。胡說八道。達爾文式的解釋較為合理，長頸鹿的脖子原先有長有短，長一點的可以吃到高大的植物，因此存活的機率較大，如此物競天擇，短脖子的長頸鹿逐漸被淘汰，只留下長脖子基因。
Gladstone和Magnus的論點其實很荒謬。如果成立，那麼假設我的左腿上有個疤痕，我的小孩的左腿不就一生出來已有疤痕？假設我嫌我的臉醜，跑去醫美中心大大翻修，讓它賽似潘安，起碼也得像潘安邦，如此一來我的小孩自然帥呆了，不是嗎？但我們都聽過來自韓國的趣聞：男人娶了美女，小孩生下之後卻和媽媽長得完全不一樣，原來美女的臉是醫美大翻修的結果。
為了證明「身體特徵遺傳說」乃無稽之談，生物學家August Weismann於1887年從事一項殘酷而變態的實驗。他把實驗室裡老鼠的尾巴全都剪掉，看看這些老鼠會不會生出沒有尾巴的後代；經過十八代的繁衍，沒有一隻老鼠少了尾巴。但是，當時的科學界並不理會他的實驗，依舊相信傷痕與生物性變異會一代傳給一代。當Weismann大聲疾呼，猶太人割了好幾百代的包皮，也從未看過一生下來就沒包皮的猶太小男孩，仍是沒人理他，直到二十世紀初期。
「藍」字這麼晚才出現，多伊徹認為，顯然另有其因。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國家文藝獎得主。本文原刊作者臉書，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