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研究結果來看，蘇彥斌指出，過往受難者身份常見的主管、民意代表、社會精英其實不見得比較容易被判死刑，反而是學生、粗工、無正式工作者較易被判死，律師、醫師、老師、記者等專業人員是被判無罪可能性較低。至於無罪判決部份，大部份變數其實沒有顯著發現，僅韓戰時期、軍警人員身份有解釋力，省籍解釋力則不顯著。
流亡台灣外省人亦難逃死劫 判決見蔣介石判死之「隨心所欲」
最後在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沈筱綺〈獨裁者的死囚：台灣威權時期軍事審判過程的蔣介石因素〉一文，也欲談討為何改判死刑、核覆過程從生到死的改變。
沈筱綺指出，有終審資料的8317筆判決其實原本有4分之1初判非死刑，刑度變化包括：減輕（28.4%）、加重到10年以下有期徒刑（6.8%）、加重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37.8%）、無期徒刑（2.7%）、死刑（24.3%），被判死刑者的初審刑度包括無罪（1.8%）、感化教育（6.6%）、10年以下有期徒刑（10.6%）、10年以上有期徒刑（58%）、無期徒刑（23%）──在這之中，有些人本來根本就是「無罪」，這些人的核覆過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就研究結果來看，沈筱綺說，終審判刑被加重案件集中於1950年代，被改判死刑者期間集中於1951–56年。雖以軍審法規來說，雖然要送交總統核定的案件僅包括「將官處有期徒刑以上、校官處7年有期徒刑以上、尉官士官及士兵處死刑及無期徒刑、非軍人處死刑」等，軍階不高、罪刑不重理論上都不會讓總統確認，但在1950年代初期，幾乎所有案件都有蔣介石介入。
沈筱綺指出，蔣介石有無核覆確實對終審判決刑期有很大影響，沒有蔣介石核覆的案件7成5是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有蔣介石的話都是重刑，31.4%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29.2%是死刑，沒有蔣介石核覆時被判死刑者僅3.7%。
至於終審改判狀況，有蔣介石核覆者有32.8%被改判死刑、刑期加重47.7%，只有16%刑期減少，無蔣介石核覆者改判死刑僅4.5%、刑期減少57.3%、加重37.4%，可明確看見一旦蔣介石介入案件就會傾向判重或判死。雖然就1956年《軍事審判法》133條規定上級長官提出覆議後續無論如何都要滿意新的判決結果，提出覆議也以1次為限，但從實際案例看來，蔣介石提出覆議、軍法官再給一次審判結果後，蔣介石依然不斷介入。
例如1966年調查局第三處專員史與為案，史與為本是調查局破獲非常多「匪諜案」的情報員，之後卻被捲入內部鬥爭，同案被告則有馬公中學老師張芫芬、空軍上尉郭子淵、省政府倉庫工人徐紫亭、海員黨部幹事蔡文仲、農化場工人蔡竹安──這些人身份不同、階級不同卻一起成為同案被告，就只因都是江蘇同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