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以研究結果來看，王奕婷指出，會造成審理次數增加可能性之狀況包括前一年總統曾覆議10%以上案件量、軍人被告、同案被告較多、洩露軍事情報等，造成參謀總長是否否決判決的因素也包括前一年總統曾覆議10%以上案件量，至於判重刑可能性，若前一年總統曾覆議10%以上案件量，參謀總長判重刑的可能性會變2.3倍、軍法官初審判重刑則變1.13倍。
以結果來看，王奕婷說從台灣轉型資料庫進行研究確實發現符合「揣摩上意」的假設，至於「不揣摩上意」的後果，目前研究尚無法看出，另外也有研究尚無法處理的疑問：並不是每個案子都會上呈總統與參謀總長，在這些看不到的案子，是否還會「揣摩上意」呢？
底層勞工悲歌：社會菁英不見得較易被判死 學生、粗工、無正式工作者卻近半數且統計結果顯著
在判決刑度的影響原因方面，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蘇彥斌提醒，目前有的白色恐怖時期判決其實是一種「藉口大全」、是威權政府用以處理人民的藉口，只看判決書描述被告如何罪大惡極無助於了解實情；因此在〈威權時期軍事審判案件審判刑度影響因素之分析〉一文，蘇彥斌欲以數據探討的影響因素包括重大國際突發事件後的短期影響、審判過程中蔣介石是否有核覆、同案被告人數、省籍、性別、年齡、職業等變數。
就「重大國際突發事件」來說，蘇彥斌定義是非由國民黨發動、但對台灣有很大影響的事件，黨國為預防國內政治危機擴大可能採更嚴厲高壓手段、也可能採相對懷柔手段。本次研究納入重大國際事件包括：韓戰（1950年6月26日）、九三炮戰（第一次台海危機，1954年9月4日）、八二三炮戰（第二次台海危機，1958年8月24日）、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1970年10月13日）、中美簽署建交公報（1978年12月16日），並將終審日期落在事件發生後6個月內的案件編碼為1、否則為0，了解其短期效應。
以有終審資料的8407筆之中，判死刑的1153筆案件裡本省籍為59%、外省籍為41%；職業部份，與過去討論集中於「社會菁英」不同，被判死刑者職業有高達24%是農林漁牧業與技術工、19%無正式工作或從事粗工、各種職業都有，判死高峰則集中於1950年代。
而以Heckman二階段多項單元機率模型進行分析，從統計上達顯著的影響因素來看，本省籍雖然在第一階段被起訴的可能性較低，被起訴後被判無罪的可能性卻也較低；至於國際重大突發事件影響，韓戰、九三炮戰後6個月內終審被判死刑可能性較高，韓戰爆發6個月內被判無罪可能性低，第二次台海危機與中美建交則無顯著影響；以職業來看，軍警人員與「低技術工與無正式工作者」被判死刑可能性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