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正當中國民族主義者嘗試要喚醒民眾回應帝國主義的威脅之時，歷史心靈也開始封閉。二十世紀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面臨日本、俄羅斯與西方列強的攻擊，對維持「民族」統一至為關切。因為他們認為滿洲人是異族，是漢族的落後統治者，他們貶低或幾乎忽視了清朝領土擴張的獨特特徵。對他們來說，滿人的專制阻礙了團結中華民族的力量，後者將會從下而上長成一個強大的民族。中國的領土範圍可以追溯回公元前三世紀秦始皇統一中國之時，民族主義者們把帝國往外向中央歐亞的擴張看做中國文化與力量興起的自然結果。他們並沒有把中國領土擴張歸功於滿人，反而責怪滿人弱化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們有關征服歷史的粗略討論源於此一預設，即清朝的擴張僅是早期中華王朝擴張計畫的完美頂點，而非重新定義中華國家性質的斷裂點。這是一種民族主義歷史的目的論，暗示著清朝不過是完成了之前王朝的任務，涵蓋所有「自然」歸屬於中國領土。然後這個空間為近代中國繼承，並使其成為中國想像共同體的基礎。近代的教科書強調清朝與之前王朝的連續性，潛在預設是如此驚人的領土擴張並未造成太大的變化。
但就如同我已強調的，清朝的擴張並非延續過往朝代的線性成長，而是代表與明朝在戰略目標與軍事能力上的重大斷裂。其統治菁英的不同性格，在動員內地中國資源上的成功，以及帝國的歐亞外交策略，才使得擴張成為可能。
這個擴張對清朝的社會經濟結構、行政制度與自我觀念造成長久的影響。清朝皇帝與將軍們相信他們已經達成史無前例的成就，他們透過重新書寫征服歷史的計畫，成功將其成就與過去王朝的成就連結起來。為了創造與過去王朝的連續性，清人在某個程度上遮蔽了自身成就的激進意涵。而民族主義者則在清代官方史家的遺產上，建立了在今日仍為主流的中國歷史觀。
從中程觀點來看，清代征服的終止埋下了導致清帝國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崩潰的因子。從較長期的觀點來說，這些征服從根本上重新定義了中國的領土與文化認同，留下現代民族國家重建的基礎。我們已經看到統治者如何發展普遍王權的自我概念，在擴張過程中逐漸擁抱文化傳統不同但又重疊的多元民族。從文化定義來說，清朝並沒有一個單一絕對的轉捩點，而是逐漸演化出對天賦使命的意識：將諸多（但非全部）的歐亞文化合併到單一凝視之下。
定義邊界與消除對手，也意謂著對帝國正當性宣稱的限制。儘管皇帝自誇要涵蓋「普天之下」的所有邊疆，但邊疆作家如七十一則清楚知道並非如此。魏源利用七十一的著作獲得很多橫跨歐亞大陸的清朝對手們的知識。透過外國顧問測繪帝國領土範圍的地圖，清朝統治者已經隱約承認他們僅能占領部分地球表面的土地，一個可以用經緯度的普遍座標來測量的全球空間。從康熙的繪製地圖到魏源對於邊疆戰爭的討論，帝國擴張的主題持續發展，成為新的民族意識建構的基礎。我會在此簡要回顧一下，瓜分當今大草原的三個民族國家有關征服的歷史書寫。
近代中國學者已經生產了有關中國西北地區的豐富書寫。考量到西藏、蒙古與新疆合計僅占中華人民共和國今日人口的3.6%，但有關他們的人均學術出版量應該遠高於中國其他地區。最近有人整理出1900到1988年間有關這個主題的文章索引，共表列出8031篇文章，另一個有關清朝本身的索引則表列出7500項書和文章。不用說，我當然僅約略讀過這個龐大文獻的一小部分。
若不考慮政治體制的話，這些歷史寫作展現出令人矚目的連續性。自1763年乾隆皇帝寫《準噶爾全部紀略》以來，清朝、民國、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們都採取類似的取徑。漢人中心的民族主義取徑凌駕於其他方法論──不管是考據學、民族主義或馬列主義學派的取徑。這種預設「統一」的共同敘事線，將這些在不同政治環境下生產出來的作品連結起來。為什麼在這個基本的主題上，會有這種難以解釋的共識呢？
在大部分的語言裡，「歷史」都有兩種意義：過去人們的真實生活經驗，以及對過去的（書面或者口頭）紀錄。這兩種意義環環相扣。我們在當下的經歷、決定、意圖與理想，都衍生自我們如何詮釋自身過去的經驗。
同樣的，現在的經驗形塑了歷史的詮釋，不管是學術專著或者個人記憶。現在與過去會來來回回互相影響，彷彿我們的過去和現在化作了迴圈。沒有哪一方能夠完全決定另一方，也沒有一方能夠單獨存在。人們用來書寫歷史的字詞，和所有的詞語一樣，其實都是空的容器，是可以不斷填充新的意義的能指（signifier）。
儘管字詞的寫法不等同於概念本身，字詞舊有的意義也不會被完全取代。歷史學者繼承此一書寫慣習，在變動的條件下詮釋清代征服的歷史，延續並更新了那些長久的神話。我先前已經討論過，征服的終點就是神話編織的起點。從這個終點，我們就開始了詮釋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從我們的世紀往回觀照這個觀點的起源。詮釋的大循環沒有終點，沒人能下最終定論。新觀點是否比舊觀點更好，僅能交由讀者決定。
俄羅斯、中國與現代蒙古學者在分析準噶爾敗亡的歷史意義時極度缺乏共識。中國文人將乾隆的勝利視為將「我們蒙古人」納進中國的自然過程，他們把新疆視為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他們僅視準噶爾為叛亂者，否認蒙古人存在廣泛的反清情緒，更忽略了在清朝之前，新疆從來不曾被中國王朝永久控制。
俄羅斯文人稱呼清朝是侵略性的擴張帝國，並試圖在蒙古民族主義者對清朝封建國家的抵抗中尋找階級鬥爭的跡象。我們或許可以主張俄羅斯學者比較像馬克思主義者，而中國學者則比較像民族主義者，但俄羅斯學者也一樣正當化他們的帝國擴張，只差沒有宣稱西伯利亞「永遠屬於」俄羅斯。當代的蒙古學者則強調蒙古民族從遠古以來的本質統一，淡化了他們在實際上的分裂。
這些從現代往回投射的民族主義觀點汙染了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因為那並不屬於任何一方的「民族主義」鬥爭。那其實是國家構建的鬥爭，比起涉入其中的人民有何民族意識，統治者的軍事與政治權力更為重要。各方勢力有時會訴諸大眾支持，並且援用族群統一的象徵，例如成吉思汗、中國皇帝，但決定結果的並非報紙、廣播與群眾動員等近代武器，而是軍隊、外交和經濟壓力。
現代意義上的「蒙古人」、「滿洲人」、「中國人」、「維吾爾人」與「回人」民族，並未在這場鬥爭中一致參與同一邊，也未表達出一致的觀點。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為了要在一場不同背景的菁英聯盟追求權力的鬥爭中，保有自己城鎮、部落、家庭或個人的利益。為了要理解真正驅動清代擴張的複雜因素，我們必須深入洞察清代的多族群帝國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國家之間的差異。
如前所述，魏源立下了垂範後世中國歷史學者的論述標準。但兩者仍有些歧異之處值得一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學者的觀點來說，魏源犯了兩個嚴重「錯誤」。他們批評魏源帶有「階級偏見」，態度上傾向鎮壓人民起義。但更嚴重的是，他們發現魏源質疑中國邊界的永久性。魏源認為《尼布楚條約》畫定的中國邊界領地，有很多是新進入版圖的「不毛之地」，並注意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1984年北京版的《聖武記》於是堅持：「這些無疑是十分錯誤的，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魏源當然是對的，但清代擴張納入新領土的想法違背了民族主義神話。民族主義者必須聲稱清代的邊界是永久固定的，是由上天或者具有自然正當性的歷史過程所賦予。乾隆皇帝若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神話多麼成功地注入到現代中國人心中，他想必會含笑九泉。
戴逸的《簡明清史》，是整個19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性歷史著作。我們可以從他的章節名稱，看出他看待中央歐亞的基調：「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統一與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清朝政府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割據勢力統一漠北地區」、「沙俄對我國北部、西部地方的侵略與噶爾丹發動民族主義進行分裂叛亂」、「沙俄對準噶爾地區的侵略與準噶爾軍民的抗俄鬥爭」。他的敘述完全擺在如何締造統一，而非領土擴張。
總是使用「統一」而非「征服」，是中國歷史學者必備的習慣。我們可以注意到戴逸的強烈反俄語彙。在戴逸的詮釋裡，準噶爾民眾熱愛他們的土地並抵抗俄羅斯的侵略，拒絕了歸順俄羅斯沙皇的誘惑。戴逸把這詮釋成「我們蒙古同胞」對於俄羅斯侵略的抵抗。噶爾丹與他的喀爾喀人敵人們在1670年代都抵抗俄羅斯的進攻，但戴逸的真正英雄是哲布尊丹巴，因為他勸誘了喀爾喀人臣服康熙皇帝。
戴逸最初稱讚噶爾丹抵抗俄羅斯入侵，但當噶爾丹反清之後，他就強調是因為俄羅斯支持噶爾丹（儘管此說並沒有什麼證據支持）。「我們蒙古同胞」所保衛的這些領土，就是清帝國在1760年代之後征服的最大範圍。戴逸把歷史寫成必然會一路發展並最終導向十八世紀中葉的清帝國邊界。
近代中國學術界也對個人下道德判斷，讓人聯想起古典時期歷史書寫的「臧否」傳統。馬汝珩一篇題為「阿睦爾撒納的［反動］一生」的文章，訴說了最後一個挑戰清代對大草原統治的蒙古台吉的故事。
在馬汝珩的觀點裡，阿睦爾撒納具有「完全負面的歷史意義」，因為他分裂了少數民族的統一。中國歷史學者（例如說馬汝珩）需要拒斥那些讚揚阿睦爾撒納抵抗滿清侵略的俄羅斯與蒙古歷史學者。馬汝珩預設幾乎所有準噶爾人都為了尋求和平而投降滿清，只有阿睦爾撒納因為個人追求權力的「野心」而叛變。但就如我們所知，故事的全貌要複雜得多。
阿睦爾撒納原本請求的清朝支持，讓他掌權對抗其對手們。但後來當清朝統治者削弱其統一蒙古的努力時，他反叛了。清朝皇帝拒絕了大臣們的謹慎建議，堅持對阿睦爾撒納發動軍事遠征。清朝為了遠征而對蒙古盟友徵歛資源，導致了東蒙古人的反叛。儘管清朝軍隊很快就擊敗了阿睦爾撒納，但軍事衝突本身並不能簡單歸咎於他個人的權力慾望。
馬汝珩與戴逸同樣執著反俄主題。在兩人的想法裡，俄羅斯是無可置疑的擴張主義，目的是要利用阿睦爾撒納控制準噶爾。這個詮釋很明顯是在隱射當代中俄衝突。馬汝珩正確指出西伯利亞總督在1750年代曾經密切觀察過準噶爾蒙古人，但他過度高估了俄羅斯人的主動性。俄羅斯主要僅是觀望，並未直接介入準噶爾的事務。
馬汝珩結論說：「阿睦爾撒納的反叛不是一場軍事反亂，而是在俄羅斯支持下的一場民族分裂叛亂。」他引述了毛澤東的經典陳述：「我國是面積廣大且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他接著說道：
清代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進一步鞏固與發展的重要時期。乾隆對阿睦爾撒納叛亂的平定，是清政府繼康熙、雍正兩朝之後進行的一場維護國家統一、抵制沙俄侵略的正義戰爭。這場戰爭不僅有利於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而且也符合於各族人民要求統一，反對分裂的共同願望，因而它取得平叛戰爭的勝利是必然的。
這種詮釋清楚展示了民族主義史學的主要特色：對邁向統一的進步發展的信仰，以人民統一的標準對歷史人物進行道德判斷。他們堅定假設構成現代中華民族的多民族皆對帝國政權永遠忠心不二。
＊作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新清史重要領軍人物，曾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