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亞妮專文:寡言的他,所有話語與思想都在文字裡

2021-01-30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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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等生從6歲起就不快樂,直到離世之日。(來源七等生紀錄片《瘦削的靈魂》截圖)

七等生從6歲起就不快樂,直到離世之日。(來源七等生紀錄片《瘦削的靈魂》截圖)

2020年秋末,小說家七等生(本名劉武雄,1939年7月23日—2020年10月24日)逝世。回首81年路,他自1960年代開始發表創作;1985年,獲得吳三連獎文學獎;2010年,獲得國家文藝獎。直至1997年創作完〈一紙相思〉,封筆不作時,已有小說、詩歌、散文、文論與書信等不同體裁創作。楊牧更曾作〈七等生小說的幻與真〉,評論其《情與思》這部詩文論集:「其中所收的詩置之30年來台灣最好的現代詩當中,也並不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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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說至詩歌、從相對安靜的年代走過,七等生純以創作發聲述己。2020年,理當是七等生的1年。由目宿媒體製作,「他們在島嶼寫作」第3系列紀錄電影,迎來七等生篇章《削瘦的靈魂》(朱賢哲導演);首部依據創作文類與時序精編,經七等生本人確認的13冊《七等生全集》,亦由印刻文學出版。世界向環虛孤者發出迴聲,可一如他堅稱必須寫作《削廋的靈魂》之書名,不作削瘦,而是削廋,除了嶙峋孤寂,更意在隱匿孤寂之靈。在2020的尾聲,切斷世間投擲而來的靈魂共振,轉身離世。他字七等生,文章一等生,在2020的最末,我們訪談七等生長子劉懷拙,從電影到文集、從家庭到文章,更從文本與他人,景深般參差對照,看小說家一生身影。

七等生全集與紀錄片的問世

訪談在七等生正式上映前,親友首映場隔日。劉懷拙談父親,只從他個人對七等生個人的理解上發揮,一如他說:「我是一個離家很久的人,我跟父親的連繫是在作品精神上的。」七等生對紀錄片的發動,一貫淡然,「是否有人能拍好自己」,是他將此部紀錄片視為導演自身創作的核心思考。與此相對,七等生的讀者與親友總較他用心,劉懷拙談自己曾在「他們在島嶼寫作」第2系列時,主動跟製作人建議拍攝七等生,經過時間醞釀,第3系列亦正式拍攝七等生。他的思量,與七等生的罹癌和逐漸年邁有關,「我自己心裡為他著急,我認為再不用紀錄片把他記下,就更少人能理解他了。」劉懷拙是其子、更是讀者,在他心中:「研究現代主義、研究現代文學,不可能跳過七等生,跳過就不純粹了。有他在此,我們跟西方的存在主義脈絡才平等了。」一如學者陳芳明在受訪時坦言:「現代主義必從七等生教起。」

210129-蔣亞妮專訪劉懷拙。(照片提供:印刻編輯部)
蔣亞妮專訪劉懷拙。(印刻編輯部)

從紀錄片中七等生留下的片段身影,劉懷拙認為文本與真實人生的對照,中間尚有可以諧調之處。但透過電影,「確實能知道七等生這個人的特殊性,是在我們的想像之外。我自己也是慢慢的了解他,從他還在世,到他離開1個多月的現在,我還在很大的衝擊中。」劉懷拙形容這份衝擊,首先是沒料到他這麼早離開,以及,原來七等生還有很大一部分在他想像之外。尤其是,七等生在影片中,自述他的幻覺症,劉懷拙思考回憶,整理出:「對他來講,幻覺是真的。我知道他非常喜歡形上學,現實跟幻覺也有互相強化的作用。你能在他身上,感覺到一直近乎真理的直覺。他跟很多哲學家,海德格、尼采都很像,他們是同類。」

「我不想要做人家想像中的那種人物。」這大約是一條紀錄片裡,呈現七等生性格的脈絡。劉懷拙回憶,七等生曾和他說過,討厭儒家,可能正因為儒家總在追求修德成聖,反而給整個歷史、文化一個很大的包袱。由此,我們或許更能理解,七等生的文與人,為何「一直在跳脫」。

於2020年底出版的《七等生全集》13冊,編輯尾聲,七等生已沒有那麼多氣力思考細節,於是作為每冊封面的親筆畫作,便交由劉懷拙揀選。回憶造訪畫室拍攝畫作那日,他說:「父親那時已經是很努力才從床上起身,看看大家的。」13幅畫,13本書,不同以往,全按年代編排,劉懷拙說明每冊封面之畫:「我會看這一冊的意義,盡量找畫作裡面比較契合的。像是《譚郎的書信》封面,就是一幅室內衣架的畫作,如在家中讀信。」我們接著談七等生開始作畫的歲月,意外也不意外地,見到了他作為創作者,想像中的另一面。

210129-七等生全集-套書盒-加布框。(蔣亞妮提供)
七等生全集-套書盒。

「他大概在1989年退休,才開始準備要畫畫,所以他的畫作是在他的文學完成以後,才來做的。」一如,紀錄片裡七等生自言:「已畫出最好的畫、寫出最好的小說了。」這就是七等生的個性,劉懷拙認為:「他是一個比我們想像中還要有紀律的人,一般的浪漫想像,會覺得一個『個人主義者』或『虛無主義者』,就是一個比較隨興的人。事實上,我看他完全不是。」召喚記憶,父親的身影是,在家鄉教書多年,作息固定,剩下的時間全用來寫作。「寫東西很需要全神貫注,我妹妹在紀錄片裡講得沒錯,他真的熱衷到把這個(寫作)當成他的工作了。沒有心思管家人,他的世界也不是我們能進入的。」七等生的專心致志,先在文學、後是繪畫,「他原本很愛畫畫,但他那時已經走在他的文學路上,所以他會先把自己的文學全部做完。直到他小學教師退休,可能也覺得寫得差不多了,可以專心來畫畫了,他就把其他東西放下來。」從練筆開始,七等生許多現存畫作都是1992年後的,從1989年退休作畫到1992年,練筆3年,只為佳畫。

七等生其人的幻與真

1979年,楊牧作〈七等生小說的幻與真〉一文,前有葉石濤、尉天驄、劉紹銘與雷驤、季季等,已為其文其人作論,褒貶皆有。除雷驤與七等生為師範舊識,七等生敞開來寫的作家,楊牧算上一個。1978年,七等生作〈戲謔楊牧〉一詩,好玩地以印象寫楊牧為「大肚子楊牧」、「啤酒桶楊牧」、「太平洋兩岸孕育的遊蕩子」。隔年,楊牧為七等生作文,則是肯切地談:「在文學批評中,道德是最無關宏旨的。」兩者性格分明而相對,如今看來,更添趣味。

劉懷拙也坦言,大多數文人看七等生,總是批評。「從道德面看他,他的缺點就被放大。只有少數如楊牧的學者、評論者,能用心去看他寫出這樣的文體跟思考,是不同凡人的。」楊牧選字自有神思,「幻與真」作為七等生的人格及作品特色,尤其切實。七等生的名作〈我愛黑眼珠〉刊登後,引來許多對其道德觀淪喪的批評,小說中李龍第為妓女棄妻子於洪水中;現實中,許多人也從他的作品捕風捉影,評價作家。與劉懷拙談全集與紀錄片中的幻真性、道德面,比如紀錄片裡拍攝訪談了七等生從前交往過的女友,他只淡然自述:「我不介意他的交友,他都把這些寫到書裡了。」人類的溫柔,來自互相體會,這也是七等生始終殊異的原因。「因為他把自己敞開來,就是一個人類而已。」如七等生在紀錄片裡留下的那一句:「形式既然已完成,個人的隱私也無關重要。」劉懷拙總慣以「七等生」稱父親,將創作者置於父親身分之前,以此來看,正好對應他說:「七等生的創作就是彰顯人類內在,某方面,這或許才叫大公無私。」

身為其子的劉懷拙面對父親,坦言:「40歲後,人生靜下來,才開始看他東西,我發覺原來我忽視了他的作品。他的東西,原來讓我如此感動。」2011年,遠景出版社為七等生整理精選集《為何堅持》,劉懷拙於集後作一文〈個人主義的前瞻者〉,他回憶:「他看過,他很高興,他有擁抱我。」他記不得七等生說了什麼,只記憶當時心情是,「再怎麼沒有人理解他,我都不該不理解他。」當時,他將七等生定義為國內文壇非常鮮明的個人主義者。「其實真正能夠說得上是個人主義者,應該很少,你得在各個地方考驗自己,當所有人都反對你,你還是要做自己。」作品結合生活,七等生面對外界、面對批評,在個人、在為作品護衛的文章裡,都做到了。「他的確稱得上是言行合一的個人主義前瞻者,在他之前,沒有那麼清楚做到的作家。」

閱讀七等生的小說,劉懷拙提醒我們:「在讀七等生或是讀所有小說時,都要小心對號入座的陷阱。大家經常會進入一種催眠,七等生就是(小說裡)這個人,可是那始終是他的小說。」小說的定義,是虛構(FICTION),所有的作家都有一種幻覺性。他補充:「尤其是非常好的作家都有這種特質,他們有虛構的能力,但不見得要用故事的方式虛構,七等生當然也是。」七等生是個非常真實的人,但他的小說依然有虛構性,還是會作一個轉化。比方說:「〈削廋的靈魂〉,在講七等生那麼早以前的事,免不了也要把這位與他同名的劉武雄學生,強化、概念化。」劉懷拙認為,總會有事物被藏進小說家之心,未必真正發生過。「不要把七等生的小說,當作個人史來看。」是劉懷拙作為其子、也作為讀者的一個衷心建議。

我們該怎麼看待七等生

《削瘦的靈魂》紀錄片裡,七等生難得看向鏡頭說道:「我寫的是宇宙、寫的是地球、是人類,而不是寫你們要的東西。」

七等生的為人信仰,不只對自己,也同等對待他人。劉懷拙回憶:「從小,他不太讓我們看他架上的書,我國中有次想拿他寫的書來看。那時他說,這個你不要看。他其實是覺得,他的書對我們那個年紀沒有很適合,也會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七等生一直重視並且期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發展。他也曾跟劉懷拙說過:「我不會管你做什麼事,你雖然是我兒子,我覺得你可以跟我是完全不一樣的人。」七等生也確實做到了。

七等生因創作與其追求的自我性,忽視了家庭與夫妻關係的現實,或許一如劉懷拙所言,在閱讀七等生的作品中,終於能被體解。現實中,七等生與妻子在孩子皆成年後離婚,其妻修行出家。劉懷拙從精神與生活兩個面向,談他的理解與體解。首先是「夫妻關係」,他認為,不論對藝術家或任何人類「都是一個找尋另一半的問題」。「七等生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片面去看,比較容易看到他的缺陷,好像他處理失當。但若是看過〈譚郎的書信〉,比較會看到他的全面性。醒悟自己選錯對象,更拖累另一方,造成對方的不諒解。」

〈譚郎的書信〉,以九封投遞給年輕愛慕女性的長信構成,是書信,也是小說。裡頭寫著:「整個事情都沒有錯誤,我和她唯一的錯誤是當時沒有考慮到差異問題而結婚,這是現代的婚姻悲劇。」穿越幻與真,以此說明,小說家對婚姻的看法。劉懷拙帶我們回到生活面,他說:「那個『她』當然是我的母親,她當然是不理解的。她比較是普通的女子,原來的願望也很簡單,只是好好有一個家,相夫教子。她也沒有什麼可責難的,只是大家的願望不同。」

父後月餘,劉懷拙以一種自矜的方式,慎重地談七等生:「我認為大家忽略七等生的一件事是,雖然他很討厭道德的包袱,可是他真的很尊重『個人』。」就像,面對妻子不願意離異,七等生便努力維持下來,只要求給他一點自由,反觀許多現代人,都不一定能做到如此。「他從來不是為了道德做這件事,他是為了個人,尊重每個個人。所以,我們對他的理解,很難從片面角度切入。」劉懷拙穿越小說文本與記憶,讀懂的七等生是:「許多人說,他一定很自私。可是當年,他真的是為了維持家庭,才回鄉下教書。自私的人,是不會做這些事情的,自私的人只想趕快保有我自己。」

七等生寡言,所有的話語與思想都在文字裡了。讓我們再次以字投石問路,看向他封筆前的倒數之作,1996年的〈思慕微微〉:「依我看來,真正在這人間上,愛情的境界最難達成。」

在劉懷拙的記憶與七等生的小說裡,靜下心來思考,所謂創作與它背後的內涵。每一次重讀七等生、每一人新讀七等生,或許都如拾獲至寶。以此思考,作家生前,確實沒有得到與作品同質等量的注意與討論。劉懷拙舉《重回沙河》這本攝影文集裡的一段概念:「我知道我只能夠讓少數人理解。」七等生自己也走在慢慢釋懷的路上,直到《重回沙河》的1980年代時,他已接受這條只為少數讀者創作的路,已有覺悟。

在40歲後,閱讀西方諸家後,回頭看父親的作品,劉懷拙說出許多評論者心中的話:「在4、50年前,台灣作家能寫出這樣的東西,太驚異了。」他以義大利作家安伯托‧艾可的名作《玫瑰的名字》中,定義「理想讀者」與「理想作家」關係的敘述為出發:「他是找不到他理想讀者之人,卻也是很多評論家、作者心中的理想作家。」

真正的好作品,永遠會讓人驚訝,被寫出來,即是存在。劉懷拙以科學定理形容許多七等生的好作品,不會被磨滅。「我們既然始終在看尼采、卡繆,為何不看七等生,他們比他都還老。作品不能以時間論計,他是力學、物理學,萬有引力般的真理。年輕讀者,不能不看經典。」時間是無情且最好的評審。從紀錄片的首映到全集上市,劉懷拙以讀者之身幾度發言。唯一一次,讀見他語氣中的戚然,也是因為「時間」。只因他明白,「七等生其實是很願意跟這些少數讀者對話,我每次想起他不能夠自己跟理解他的書迷互動,就好像看到,他心裡的冷淡,不得從真實接觸中化開。」

或許,七等生心中存有一個真理的神,在2010年國家文藝獎的感言裡,最末他記,「感謝神恩」。神之化生,不定有體,在七等生的世界裡,神是信念。因此,他從沒有違背、沒有虛偽。「我研究它、理解它、我不會去隱藏它。」劉懷拙認為七等生透過作品把它紀錄下來,讓所有人得以理解,「因為你們也有這部分」。就如他在紀錄片中說的那句,「我是個人類,也代表全人類。」訪談末,劉懷拙借道法國雕刻家羅丹的精神面,他說,羅丹的思想是:「對個人為真者,對全人類亦如是。」那麼,他便是在這樣的話語中,理解七等生、理解父親、理解人類以及自己。

七等生作為台灣現代主義的巨人,後繼者,不一定能站在他的肩上,寫向更遠。卻至少能在他的身影裡,得到前行者的庇衛。七等生是消廋的靈魂,也是被自我削瘦的靈魂。他的身影,被那句作為電影預告的自我陳述,放得如巨幕一般,也像他的文字一樣貼在耳邊,說著:「我從6歲開始,就不快樂,到今天為止。」到2020年10月24日止,在淡水的海裡,在台灣的文學裡,紀念他停止的今天、紀念他帶給文學的明天。

註:七等生身後不辦告別式,遵循遺志於淡水海葬。

*作者台中人,曾獲台北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文化部年度藝術新秀、國藝會創作補助等獎項。2015年出版首部散文《請登入遊戲》,2017年出版《寫你》,2020年出版第3號作品,《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本文選自印刻文學生活誌1月號,原標題為〈「今天為止」,記七等生的殊異與諧合:訪七等生長子劉懷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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