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疫情的再次緊張，地域歧視和人群歧視引發更多關注。但跟西方不同，中國政府幾乎能完全控制民間輿論和基層作為。
那是十五年前的一天，在羅馬的西班牙廣場，作為一個背包旅行者，我和大多數游客一樣安安靜靜地坐著。突然來了一個旅行團，大約十七八人，西裝革履，手裡拎著新購的名牌服裝。他們被拿著話筒的導游吆喝著，高聲吵鬧，反覆拍照。最後是集體攝像，齊聲喊口號：「XX（公司）明年會更好！」
當時中國人還比較在乎國際形象，媒體頻繁討論「游客素質」，官方機構也一再發布境外旅游行為指南。那一天，我意識到，假如我也被放到那個團隊裡，一個景點只有三十分鐘時間，不高聲說話就沒人聽見，還要求呼出響亮的口號，我的素質也好不到哪裡去。當時普通中國人也拿不到個人旅行簽證，我是以訪問學者身份才能做到，這無疑也是一種特權。
從那以後，我就一再寫文章為中國人的個人素質辯解。如果香港人、台灣人也在大陸的社會環境中長大，遵守紅綠燈你半天也過不了馬路，老實排隊你一整天也趕不上公車，不穿上名牌就可能遭人鄙視，不找個關系就做不了生意……素質恐怕也好不到哪裡去。
現在的輿論風氣變化了。雖然時或還有素質爭論，但是「給中國丟臉」遠遠不如「外國人辱華」重要了。年輕人在西方大街上齊聲罵髒話成了愛國行動。不過，新冠疫情期間，公民素質的辯論再次成為公共輿論的熱點議題。
去年12月，成都市公布4例新增確診病例詳情，其中一名20歲確診病例趙某，因為做酒吧營銷工作，14天內去過若干公共場所，遭到網民各種辱罵。隨後，她的個人信息被曝光，包括真實姓名、家庭住址、電話號碼及身份證號碼等。
官方很快平息了這場「網暴」，並處罰了洩露趙某隱私的人（雖然沒有透露身份）。但是，隨著疫情的緊張，把焦慮情緒變成霸凌行為有增無減。
一年前的「湖北人」，換成了今天的「河北人」。有一篇被廣為傳播的文章的題目是「快，抓住那個河北人！」作者說，在某小鎮上，排查到一個從河北過來的打工人員，「剛走到小區門口，連租的房子都沒進去，直接就被扭送到醫院隔離去了！」
文章說，以防疫之名，一切欺凌和歧視都理所當然地發生了。「一夜之間，河北和河北人就被其他兄弟省份給拉黑了，拉黑的快狠準」。人們紛紛談「冀」色變，避之唯恐不及。
因為疫情引發的地域歧視、人群歧視和種族歧視，在西方也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至少在這件事情上，很難比較中國人和西方人的素質高低。因此，個體素質高低的討論沒有意義。真正需要關注的是，疫情期間，政府控制與個人權利如何平衡，胡作非為是否會受法律制裁。
一個甚至連病毒都沒有感染的人，僅僅因為是湖北身份就被房東驅趕，僅僅因為是河北身份就被送去隔離。假如不幸感染病毒，就醫之前就被「社會性死亡」了。缺席的與其說是個體素質，毋寧說是法律制裁。然而，在把「零感染」作為政績追求的地方，維護個體權利的法律不值得一提。
中國和西方的區別並非在個體素質，而是在政府行為。跟西方不同，正如快速平息對那個成都女孩的「網暴」一樣，中國政府幾乎能完全控制民間輿論和基層作為，尤其是抗擊新冠疫情這種由最高領導人「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重大事件。
我們不難了解，到底是誰在 「抓住那個河北人」。
＊作者為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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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