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第1次去日本，此後幾乎每年都去，斷斷續續在日本各地待了4年多時光，對平成時代的日本多少有些感性認識，也時常閱讀書報，幾乎每天看電視，不時與各類日本人和在日本的華人交往、交談。這一講主要依據各種資料，對後泡沫經濟時代的日本，盡可能做出客觀的描述。
首先，從主要的經濟指數出發，日本這30年來是對外界裝傻裝弱、實際卻發憤圖強、核心技術上依然是領先世界的科技產業強國？還是「失去了30年」的低迷停滯狀態？由數字資料來說話。這30年間，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平均約在1%，1990年代比較糟糕，甚至出現負增長，2000年以後雖有起伏，但努力走出困境，尤其是近年，有的年分出現超過1%的增長。儘管如此，這一增長率與同時期中國的7～8%無法比，甚至與美國的2.5～3%也有明顯的差距，1960年代平均約7～8%的增長率，更是遙遠時代的回憶了。通貨膨脹率或者說物價上漲指數（對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必要的比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發布的資料，1996年～2016年的20年間，美國累計上漲了46%，英國是41%，法國是31.5%，德國是29.1%，而日本只有2.4%，遠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對於民眾而言，物價穩定或許是件好事，但消費因此難以擴大，經濟增長缺乏動力。
日本為什麼會出現長達30年、恐怕在今後相當時期內仍會延續的經濟低迷呢？當然，有國際經濟變動、日本產業結構產業政策等方面的原因，此外，經濟學教授塚崎公義還指出如下3個原因。
一是勞動力嚴重不足，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每年都有大量的勞動力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移動，如今這一移動基本已經停止，因為農村已沒有剩餘的人口可以向城市移動，而城市呢，出生率比以前大為降低，也就是說，能夠提供有效勞動力的青壯年人口逐年減少，人口紅利已經完全沒有了；二是因機械化而帶來勞動生產率上升的勢頭已大大減緩，無論在工業領域或農村田間，各種機械早已普及，生產效率上升的空間極為有限，曾出現的玫瑰色光亮已大大消退；三是少子化、老齡化問題日益加劇。當然，還可以找出若干其他原因，比如日本沒有有效及時地開發出經濟增長的新領域，整個社會的創新機制和創新能力無法與美國匹敵等。
高齡化危機
其次，這30年間，與經濟資料相對應的，出現了幾個大變化。
一、少子化和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這問題在1980年代已出現，但現在日益顯示其嚴峻性。戰後的1947～1949年間，每年新生兒出生有270萬人，一對夫婦大約生育4.32人，是戰後歷史上最高的，以後有高有低，第2次出生高峰出現在1973年前後，大約有200萬人，一對夫婦大約生育2.14人，以後漸漸減少，1984年出生人數跌破150萬人，泡沫經濟崩潰以後，出生人口連續下降，到2016年，只有97萬多人，家庭生育率降到1.44人。據統計，2012～2017年期間，日本總人口減少了1個斯德哥爾摩城市的人口數，即106萬多，截止至2017年10月，日本總人口1億2671萬人，據預測，今後的40年間，總人口將減少45％，而且相當部分是青壯年人口。與此同時，日本的醫療水準不斷提高，人們的平均壽命逐漸延長，據日本勞動省發布的最新資料，2017年男性為81.09歲，女性為87.26歲，在世界上，女性居第2位，男性居第3位。同時，65歲以上老年人，占了總人口的27.7%，也就是說，接近3分之1的人口超過了65歲，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
據日本內閣府2017年發布的老齡社會白皮書，泡沫經濟崩潰尚未充分顯現的1990年是5.8個勞動力人口養活1個老年人（65歲及以上）；2000年變成3.9人養活1個老年人；到2025年，2.1人養活1個老年人，之後的情形將愈來愈糟糕。
放寬門檻 外籍移工移入
近年，日本對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動者悄悄放鬆了簽證門檻，日本各地的低端服務型行業，諸如餐飲、超市、便利店等的臨時從業人員，來自越南的年輕人多了起來，他們大都是藉學習的名義來日本的打工者，一些印尼衛生學校畢業生來到日本努力學習，設法考取準入資格，在醫院或養老設施當起護理員，而多年來以所謂「研修」名義來到各工廠打工的中國人也不在少數。日本的勞動力短缺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經濟的躍進，甚至影響到整個社會機器的良性運轉。從這一點來看，總體上，日本未來的前景恐怕難以再現1960年代前後的燦爛景象。
二、泡沫經濟崩潰以後直到今天，日本人的實際收入在下降。有份日本官方發布的統計，從1995年到2011年的17年裡，人均年收入從457萬日圓，小幅下降到409萬日圓，這期間，1998年曾上升到467萬日圓，換句話說，現在每個月的淨收入比1998年減少了5萬日圓。考慮到物價小幅度上漲，日本人的實際生活水準無疑比30年前下降了。
派遣制的出現：日本社會「下流化」
三、由此日本社會在戰後首次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貧富差別，或者說是一定程度的貧困化，即近年來日語中頻頻出現的「下流社會」或者社會的「下流化」。一定程度的貧困化出現當然有各種原因，其中比較重要的原因是出現了派遣員工的現象和制度，有些人畢業後或想重新就業時，一時難以找到正式的就業機會，就去派遣公司登記，派遣公司根據招聘公司的要求，向這些公司派遣員工，一般簽約期是數天到6個月，期滿後要再次簽約，亦即該員工雖然在某公司工作，卻只是個臨時工，不享受公司的獎金福利，他只與派遣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由派遣公司負責社保、醫保，而大多數合同都是有期限的，因此工作不穩定，收入相對較低，一旦合同到期，往往會遭遇失業，雖然日本社會建立了較完善的救濟制度，依然難免會產生窮人。從統計上來看，純粹的派遣員工人數似乎並不很多，2000年是39萬，2017年為219萬，占整個就業人數的2.4%，但還有992萬非全日制員工，424萬臨時打工者，394萬合同工等，加起來人數相當可觀，這些人的工作相對缺乏穩定性，幾乎沒有晉升的可能性，收入也較正式員工為低，很容易淪為社會底層。處於社會底層的，還有一部分是單親媽媽。我在2007年《中央公論》雜誌上讀到一篇報導，1位在缺乏家庭溫暖中成長的單身母親，年輕時學習不是很用功，高中沒念完就草草結婚，婚後發現男方沒有家庭責任，也沒有經濟能力，於是婚姻破裂，獨自養育孩子，靠開小貨車送快遞為生，不僅收入較低，還幾乎沒有時間教育孩子，在這樣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很容易成為熊孩子。這樣的情形並不是個別的例子，伴侶無法依靠，疏遠了父母（上一代可能也是單親家庭），而自己也沒有太好的技能，只能做些簡單的勞動，而自己的孩子也難以在身心兩方面得到健康的成長，從某種意義上說，貧窮往往會一代一代地傳遞。由以上各種元素疊加，大約從2000年前後開始，日本漸漸形成了所謂「下流社會」，雖然窮人的數量和貧困程度，遠比發展中國家、甚至美國的窮人要好得多，但相對於整個社會，日本畢竟已經產生了窮人階層。
當然，這30年中，日本不都是一片陰雲慘霧，有時太陽的光亮透過雲層照射出令人鼓舞的光芒，日本在有些領域依然穩步發展，諸如高科技領域、醫療技術和設施、高端製造業甚至航太科技等方面，依然有不少驕人的成就，在整個世界上仍處於領先地位，並出現多名諾貝爾獎得主，是歐美之外獲得諾貝爾獎者最多的國家。另外不可忽視的事實是，日本在海外的資產數額連續27年居於世界首位，2017年達到2012萬4310億日圓，扣去負債數，海外純資產數額為328萬4470億日圓，數額較前幾年有所增加。這說明了日本經濟雖然整體上在走下坡路，確實有著難以根治的結構性缺陷，但依然是個很有底蘊、很有實力的國家，整個社會的肌體比較健康，目前並沒有尖銳的社會矛盾，世界第3經濟體的地位，一時很難撼動。
＊作者為上海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副理事長，曾在日本神戶大學、東洋大學、京都大學等擔任招聘教授。本文摘自作者著作《徐靜波講日本史》（全二冊，時報出版）之《被偏誤的日本史：從軍國末路到經濟復興》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