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照顧創業與創新之名，資訊科技（IT）業者常透過遊說來爭取管制放鬆與優惠稅率。隨著「創新」崛起成為現代資本主義中的新勢力，矽谷成功塑造為以科技創新在創造財富的生力軍，從Google到Uber到Airbnb，是他們解放了「創造性的破壞」，而新世代的工作亦將由此而生。
這個版本的價值創造是很誘人的故事，由此決策者制定出各種非常可疑的稅制，像是「租稅優惠政策」（patent box），只要產品中的投入要素具有專利，那賣這產品所賺取的獲利就可以減稅。理論上，此一設計的用意是要讓智慧財產權的產生獲得獎勵，進而刺激創新；但這政策其實一點道理都沒有，因為專利本身就已經讓人獨占獲利二十年之久，等於已經保證了高報酬。為政者努力的目標不該是讓獨占者賺更多，而應該是要讓企業把獲利拿出來再投資在研發等領域上。
科技業中許多所謂的價值創造者，像是PayPal的共同創辦人彼得．提爾（Peter Thiel），常炮轟政府阻礙財富創造。提爾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在加州發動「分離主義運動」（secessionist movement），好讓他認知的財富創造者可以盡可能獨立於政府管制以外。當谷歌的執行長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面對谷歌如何處理公民數據資料的質疑時，他反問道：「難道你更希望由政府掌握這些數據嗎？」這種立場滋養了一種現代版的老生常談：民間企業等於好、政府等於壞。
但在以當代英雄自居的同時、在合理化他們突破天際的獲利與成山的現金之時，蘋果電腦與其他公司忽略了政府在新科技中扮演的先驅角色。蘋果臉不紅氣不喘地宣稱它們對社會的貢獻不該透過繳稅來實踐，而是透過眾人對他們精巧產品的肯定（與消費）。問題是，蘋果的產品在令人嘆為觀止之餘，其背後的智慧科技從何而來？網路、衛星定位系統、觸控螢幕、SIRI，還有谷歌所使用的演算法──這一切的一切都始於公家機關的資金投入。這麼一來，難道納稅人不該合情合理地在一系列無疑非常精美的3C產品以外，再多獲得一些回饋嗎？但光是我提出這個問題，就凸顯出我們需要澈底不一樣的新論述來說明：是誰一開始創造了財富？誰又後來才跑來萃取價值？
並且，在關於價值創造的種種故事裡，政府這塊拼圖位於何處呢？要是各行各業中真有這麼多價值創造者，必然的結論就像光譜兩端──與走路像在小跑步的金融家、大藥廠與創業宅男等遙遙相望的，只能是政府裡那些無能的米蟲官僚。按照這種邏輯，若民間企業是把創新帶到世上的迅猛獵豹，那政府就是慢吞吞在拖死狗又擋路的烏龜；或者換一種比喻，政府就像是從卡夫卡小說裡走出來那種諱莫如深、被公文掩埋的複雜官僚體系，既笨重又缺乏效率。政府被賦予吸血鬼的形象，只會強逼勞苦大眾用血汗錢繳稅來養活自己。這樣的故事永遠只有同一個結論：我們需要讓市場變大，讓政府變小。政府機器就是要追求輕薄短小，追求讓效率提高。
在上述從金融到製藥再到IT產業的例子，政府都使盡渾身解數對理論上能創造價值的優秀人才與企業招手。政府拿著「輕稅簡政」的肥肉在他們眼前晃啊晃，因為據說官僚作風會阻礙財富創造的能量。媒體會鋪天蓋地地去吹捧財富創造者的本事，政客會將他們捧上天，而在普羅大眾的眼裡，他們是值得崇拜的偶像與值得效法的典範。但是誰決定價值是他們所創造的？又怎麼定義「價值創造」、「價值萃取」，甚至是「價值毀滅」？
我們為何會這麼不經大腦的接受這種正邪二元論的說法？公部門創造出的價值該如何衡量？為什麼公部門老被視為是低效率版本的私部門？萬一這些故事都是空穴來風呢？萬一這些都是我們被洗腦太久的結果呢？我們有什麼新的故事可以取而代之？
柏拉圖認為故事的力量可以形塑人格、文化與行為模式。「我們的首要任務，是要監督故事的生成，然後從中挑選適合的，並排除其他。我們應該要說服母親與保母，由她們說給孩子聽被選中的故事，藉此塑造他們的心靈與人格，而非他們的體格。按照這種標準，我們現行的大部分故事都要重新選過。」
柏拉圖厭惡所有素行不良的神祇與祂們的神話，而本書要講的是一個現代版的神話、一個關於經濟體中價值創造的神話。這個神話的誕生，我認為，正是大量價值遭到萃取的主因，也是少數人吸乾了社會財富而成為暴發戶的主要原因。
這本書的任務，是要改變這種現狀，是要重新為價值的論辯注入生氣，因為價值議題曾經占據經濟思潮的中心，我認為也應該要繼續。若價值取決於價格──理論上由供需兩股力量制定出來的價格──那麼只要一樣經濟活動有成交價，就代表它創造出了價值。由此錢賺得多，就代表你一定是個價值創造者。我會認為「價值」一詞在現代經濟學中的用法，讓價值萃取的活動得以更輕易地偽裝成價值創造。而在這樣的過程裡，租金（非勞動所得）就會跟獲利（勞動所得）混為一談，貧富差距就會擴大，實體經濟中的投資就會減少。此外，若我們無法區別價值創造與價值萃取，自然就無法「賞善罰惡」。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要創造出更多更創新的智慧型成長，乃至於更普及、更永續，那我們就需要對價值有更深入的理解，並帶領我們走下去。
此一課題不會是抽象辯論，而是會在社會、政治與經濟上都深遠影響每一個人。我們對價值的探討，會左右大公司到一般消費者，也就是每一名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此行為模式又會反過來影響經濟的運作，影響我們如何測量經濟表現。這就是哲學家所謂的「述行」（performativity，或譯「展演」）：陳述即行動──我們如何說，會影響如何做，進而決定腦中的理論。這是一種「自我實現預言」的概念。
王爾德（Oscar Wilde）曾經著名性地捕捉到價值問題的精髓，他表示有一種人知道每一樣東西的價格，但卻答不出任何一樣東西的價值，這種人就代表所謂的自私自利。王爾德說的沒錯──確實，經濟學常被認為是一門相信人皆自私的科學。但正因為如此，改變經濟體系才需要將價值帶回思想的核心──我們必須振作起來，爭辯價值一詞的意義，讓這場論戰的火苗不熄。我們不能坐視寥寥一個故事去影響我們認為誰有生產力、誰又沒有生產力。這些故事從何而來？代表誰的利益？若我們不能定義價值的意義，那我們就無法保證自己能生產出價值，也無法公平地分配價值，更無法維繫經濟成長的穩定。對於價值兩字的理解，關乎到所有我們對於經濟「該如何發展」跟「如何轉型」的各種關鍵對話。只有釐清價值的定義，經濟學才能從一個相信人性本惡的科學，蛻變成帶給人希望的科學。
＊作者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是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創新經濟學與公共價值教授，並於該校身兼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 Public Purpose）的創院院長。也是英國社會科學院（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與義大利國家科學院（Italian National Science Academy；Lincei）的特選院士。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