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直到今天為止，包括所有高科技產業製造業廠商在內的「硬性工業部門」，在國家經濟總量體的GDP份額占比，仍然超過了60%以上，表示自從1990年以來，國家經濟發展主政部會所規劃制訂「服務產業占比超過70%」的治國目標，根本是「從來就是落空的政治支票」。
臺灣服務產業部門的小與弱，基本上，是臺灣經濟的阿基利後腳跟之最脆弱，也難怪聯合國經社發展委員會早自1990年代後半開始，就一直提醒臺灣當局：「臺灣是全亞洲僅次於泰國的唯二國際服務業貿易常年赤字國家」，但似乎迄無多大改變也未具體改善。
然則，臺灣服務產業部門的對內發展上，所出現的「經濟結構返童危機」或者說是「經濟結構低級化危機」更是危殆得不得了：今天臺灣經濟社會的內需消費，幾乎九成以上消費是以「低端消費為主」，意即是以低價低素質的實物貨品為主體的消費交易，高素質的科技性消費及高端高價值服務產業的專業服務產品消費，實質數額及其結構性占比，都並稱「極其低落」「極其本土隨俗而低廉」，即便是covid-19衝擊的自我封鎖政策下，也未能撼動如此牢不可破之「向下消費型態」的經濟市場結構樣態。
凡此無非顯示臺灣國民消費數量與素質，都不能成為「高生活素質」經濟社會，或即便是「高端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社會；是則，臺灣經濟又怎可能真正成就為國際級的「高所得國家」或者是世界級的「已開發國家」呢。
臺灣已搶先罹患了「富裕社會經濟病」
臺灣猶在「中等所得國家陷阱」渦漩中糾葛難解的當口上時，卻已經搶先罹患了《富裕社會經濟病》(Syndrome in the Affluent Society)。
《富裕社會經濟病》的最關鍵特徵有三：一是，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標準間的資金與行動分配不均；三是，環境問題因「富裕社會習性」而惡化；三是，通貨膨脹及大量失業一直對整體社會基本福利構成強勁威脅。似乎這三大問題都正在臺灣滋生滋長，而且正在日趨惡劣化之中。
在「既然已是的富裕社會」或者「即將會是的富裕社會」乃至於像今天臺灣主政當局一般樣地「自己主觀認為或自許為的富裕社會」，最容易受到「工資持續調漲」以及「民生經濟產業產品價格迭迭上升」交互激盪作用，造成的通貨膨脹。
在臺灣，鼓舞「勞動權益至上」，激化「勞動自我保護主義」，以及強力鼓勵多元化工會組織談判議價條件能力「勞動權多元分散多極化」的極剛性《勞基法》，促使管理者和多元大量小型工會分別進行談判，其直接效應是「工資果然提高了」，部分原因是過去價格提高所致，部分原因則是當下民粹索求激烈，加上主管機關縱容暗助，所肇致的持續工資向上提增；隨之而來的是民生物資的市場交易價格出現了所謂「補償性上升」，接著價格上升，而「民生經濟產業產品物價」的迭迭上升，又產生了社會民粹高強激烈的「增加工資新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