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指出「光講道德習慣，不能解決國家治理技術落後的問題」、「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中國到了秦朝，就有一套很有效率的中央集權制度，就是對戶口、地方資源等等的數據進行嚴格調查，所以能有效掌握全國狀況。到了明朝，當時風氣是當官的儒生硬要講氣節，成天把仁義道德掛嘴邊。其中最誇張的是方孝孺，要被朱棣誅九族，他竟說：「滅十族又如何？」，連門生、朋友都殺光，賠上873條無辜的生命，以為他為仁義道德而死會傳揚萬世。
一堆明朝的蛋頭學者官員不肯積極更新地方戶口等資料，以為治國用仁義道德就夠了。張居正本是明朝最有能力的能臣，實行許多制度上的改革，清丈土地、改革賦稅制度，讓明朝又往上發展。可是他一死，就被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儒生官員鬥臭，放任稅賦制度擺爛，連萬曆皇帝都拿他們沒辦法，於是連萬曆皇帝都幹脆罷工不上朝，把整個國家放任空轉，於是萬劫不復……關於這些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寫得很清楚！
如果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就該學到教訓，增加古文份量並不見得能讓人更有道德，台灣社會裡許多大賺不義之財的財團富豪，求學時期讀過的古文肯定比現在的學生多，也都讀過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啊。與其寄望古人來拯救我們，我們先搞清楚這個社會不公不義的來源到底出在哪，可能還比較能安慰人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