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利文和坎博曾表示，美國需要和盟友與夥伴一起制定科技、貿易和智慧財產權規則與標準，從而留給中國一個選擇——要麼達到我們的水平，要麼就得在國際體系中接受一個比現在低的地位。
拉特納則建議在5G等高科技領域加強與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和韓國等盟友的協調合作，確保安全可靠的供應鏈，並製定技術規則，來鞏固抵抗北京的籌碼。
將價值觀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
美中競爭也涉及到兩種價值觀之爭，拜登的智囊們認為，贏得價值觀之爭為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爭取更廣泛的支持，抵抗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治理模式輸出至關重要。多位拜登的中國問題智囊表示，拜登政府會將人權問題擺在對華政策的關鍵位置上。
布林肯曾表示，全世界目前正出現「民主的衰退」，而中國正試圖利用這一點，「為我們自己的麻煩火上澆油」，因此，美國在這個時候更需要擔當自由世界的領導角色。他說：「如果我們在國內復興我們的民主，在世界範圍內首先重振我們與民主國家聯盟，這將為我們的行動奠定基礎。」
坎博2019年10月在CBS的一個訪談上表示，美中之間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競爭「並不一定是傳統冷戰式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競爭」。他說：「如果我們走遍世界，到處反華，我們將會一無所獲。我們需要做的是，支持良好的治理，支持民主制度，支持比中國所提供的更適合我們的經濟和政治模式的替代發展方案。」
站在強勢地位與中國合作
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們在著力於美中競爭的同時，也都表達了美中在氣候變遷、應對疫情、防止核擴散等全球議題上合作的必要性。
今年4月，100多名前官員和學者發表聲明，認為中國應對新冠疫情負責，但同時呼籲美國在抗擊疫情上與中國合作。這封公開聲明的簽署者當中就包括萊斯、布林肯和蘇利文。
布林肯在談及與中國的合作時，強調美國應該站在「強勢的地位」上與中國展開合作，這需要美國首先提升自身的競爭優勢。
蘇利文和坎博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文章指出，美國不應該與中國先合作再競爭，應該避免讓合作變成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而是必須準備好「全程競爭」，只在「我們真正有效地設定了競爭條件後才合作」。同時，美國要改變「與中國合作是中國在幫我們的忙」的想法，而是要讓中國看到這符合中國的利益，也是中國應該盡到的大國責任。
南海、台灣與印太軍事
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對南海的關注主要集中在航行自由的問題上。
布林肯2020年5月在CBS的一個訪談上表示，拜登政府多多少少會比川普政府更積極地參與南海的領土爭端。但他強調，美國在南海的政策的基礎是確保自由航行，其參與會是從堅持國際法，以外交手段解決領土爭端的角度出發。坎博認為，美國需要讓北京認識到對航行自由的威脅可能對中國經濟產生破壞性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