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何價?-高等教育的商業化」(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一書中，作者Derek Bok對許多美國大學校長屈服於外在利益，特別是市場的誘惑，而無法堅持大學的理念，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大學商品化的作法如：投注重金經營球隊，謀取運動競賽的轉播權利金或門票收入，並接受贊助商的商標或廣告進入校園，甚至降低運動員入學標準和假造學生成績; 接受企業(如醫藥生技、工程等)委託進行應用性研究，而輕忽基礎科學或學術客觀性；為了創造營收而投資企業股份、轉讓專利權或自行創辦公司，而犧牲了學術的公共性和科學的誠信(scientific integrity); 為擴大利基而開辦極其昂貴的企業菁英班或高價販售線上課程等，讓教學重心轉移到有利可圖的推廣教育上，而忽略了正常教學等。Bok認為很多大學校長為了大學生存，而放任商業主義原則進入大學，對大學的主體性傷害至大。不但如此，Bok發現，商業化所付出的巨額成本更讓許多大學入不敷出、得不償失。
放眼這二十多年來的台灣高等教育，新管理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歪風的肆虐，和教育部競爭型獎補助、績效指標評鑑等策略的侵襲，台灣各大學無不受到外部力量的介入或遠端遙控。在這樣的惡劣處境下，許多大學校長為了爭取政府資源和通過各類外部評鑑的考核，將大學高度行政化，並使之凌駕於教學之上，藉此管控大學內部的教職員工生，並將大學運作的優先選項聚焦於搶資源和應付評鑑上。衍生出來的是，大學紛紛設置內部評鑑(如教師評鑑)和績效管理機制以迫使教師出於恐懼而順從行政指令。此外，由於少子化和高教擴張，大學間的惡性競爭加劇，許多大學校長為了開源節流，迫使教職員沉浮於學術市場化的洪流中，無所不用其極地運用伎倆擴大生源(財源)、透過產學合作創造營收和從事各種販賣知識的作為，或者以非典雇用的拙劣手段來壓低成本，創造血汗勞動條件來剝削教職員工生。上述種種舉措所付出的代價是，大學自主性的淪喪、教師學術自由的斷送和學生受教權的剝奪。
面對新管理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所造成的大學績效主義化和商品化，大學校長倒底是應該隨波逐流、姑息妥協，為現實而放棄理念?抑或是做為中流砥柱、扭轉乾坤，捍衛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大學校長的決策行為動見觀瞻，這牽涉到大學校長的道德水準，我們有必要從這個面向來進行反思。 （相關報導： 風評：最後一次畢典 楊泮池留給台大的傷害有多大？ ｜ 更多文章 ）
大學校長該捍衛學術自由還是績效與資源？
理想的大學校長應該具備甚麼樣的道德特質呢?為了方便度量，我們先來認識一下Lawrence Kohlberg的道德發展理論。Kohlberg將人的道德判斷分為六個發展階段，而每後一個階段都比前個階段在面對倫理困境時的回應具有更高的合正義性。六個階段又可分為三種水準，即前俗例(pre-conventional)、俗例(conventional)和後俗例(post-conventional)水準。在前俗例水準中，人的道德判斷和行事原則是: 1、服從與避免處罰; 2、利己主義。在俗例水準中包含: 3、人際和諧與一致(尋求認可); 4、維護權威與社會秩序(守法)。後俗例水準，也就是最高的道德水平包含: 5、社會契約; 6、普遍倫理原則(基於原則與良心)。前俗例水準的道德判斷傾向於自我主義。第一階段關心行為後果與自身的利害關係，特別是以避免懲罰來建立行為準則，這背後預設了對權威的順從。第二階段則從利益導向為原則，關心需求和利益的滿足，預設了道德相對主義。俗例水準的道德判斷傾向於參考社會崇尚的觀點與期望。第三階段認為自我應扮演社會角色，以獲得他人尊重、感謝和互惠為原則。第四階段著重在法律和規範的遵守，相信社會先於個人，依社會的法律來判斷人的善惡。後俗例水準，也就是原則水準。第五階段依社會契約的預設，認為個人的自由和主張應被保護，從而提升到保護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第六階段，也就是最高的道德水準，主張道德的判斷是立基於普世價值和抽象推理，並且認為法律應該符合正義原則。這樣的道德原則有如康德在「道德形上學」中所說的「無上命令」(categorically impera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