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校長傅斯年在任期間，誓死捍衛學生的人身自由，並為台大樹立學術獨立的典範。當統治當局違法逕入校園逮捕師生時，他正義凜然地對警備總司令彭孟緝呵斥: 「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對於大學的定位，傅斯年採納了斯賓諾沙的主張，即:「我們貢獻這個大學于宇宙的精神」。為了維護大學的自尊性，他也曾宣稱，大學的本來目的是學術和青年，並拒絕工具主義的擴張。同時，他堅持:「教與學的自由，是學術進步的必要條件。所以一個教授若果跟一個現在中學中之教員一樣，大學便不能成其為大學。」為了堅守招生的公正性，並拒絕關說賄賂，傅校長公開表示:「奉告至親好友，千萬不要向我談錄取學生事，只要把簡章買來細細地看，照樣的辦，一切全憑本領了。」儘管傅斯年校長任職不到兩年就因病溘然長逝，卻由於他的高道德水準，使他成為歷屆台大校長中最為人稱道的人格者風範。如果傅斯年可以代表理念中大學校長應有的道德表率，那麼，我們不妨將之視為標竿，來衡度一下時下大學校長實際的人格水平。
在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畫」和國科會整合型或個人專題計畫等等龐大資源的驅使下，台灣高教界瘋狂地以大量生產SCI、EI、SSCI，或Science、Nature等頂尖期刊論文，作為評價大學國際排名和學者學術水準的效標。這種扭曲的學術評價標準，造成大學重研究、輕教學的亂象。不僅如此，更造成許多研究團隊為了確保資源挹注的源源不斷，而要求成員進行短期速成的研究計畫和論文撰寫。結果，不但造成台灣學術重量不重質、缺乏原創性的弊病，更衍生出無數違反學術誠信的作假行為。以甫卸任的台大校長楊泮池為例。當與他合作超過十年的郭明良研究團隊爆出多篇論文作假時，楊泮池第一時間的反應竟然是，自己參與的部分並未違反研究倫理，以此切割自保。儘管曠日廢時的調查報告已為其個人不違反學術倫理背書，楊泮池始終以最低的道德水準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和職位，或以不違背現有法律規範定位自己的清白。筆者曾以「台大校長的責任倫理」一文對其卸責的低道德水準予以批判。如今，在輿論的壓力和教育部重啟調查後對其應負責任的指摘，楊泮池終於被動地以不續任而卸任校長一職。
事實上，在台灣扭曲的大學資源分配體制下，造就了無數的學閥。他們大多身兼行政主管職，如台大校長楊泮池、前教育部長和前中央大學校長蔣偉寧，或前教育部長、現任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總校長曾志朗等，他們的行政優勢與他們所獲得研究計畫補助金額間，形成了顯著的正比關係。在這樣的結構中，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學術欺騙常常成為學閥研究團隊的宿命。蔣偉寧和楊泮池都先後因學術論文造假醜聞去職，使我們不禁懷疑，還有多少學閥正在鋌而走險、遊走於學術誠信的邊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