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聯合國下屬組織「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WFP）。和平獎委員會主席安德森（Berit Reiss-Andersen）說，得獎原因是WFP積極對抗饑餓，在戰爭區域努力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並積極成為驅動和平的力量，避免飢餓成為戰爭與衝突的武器。安德森表示，世界比過往更需要團結，尤其在新冠疫情衝擊之下，全球處於飢餓的兒童激升，在戰爭頻仍地區如葉門、剛果民主共和國以及南蘇丹等等，暴力衝突加上疫情，已讓人們幾乎處於饑荒狀態，WFP致力於確保糧食供應的努力，也為區域穩定發揮很大作用。正如WFP曾說：「在我們擁有新冠疫苗之前，避免混亂最好的疫苗就是糧食。」
1.35億人正在忍飢挨餓，多數因暴力及政治所致
WFP是全球最大的人道救援組織，專門應對戰亂、衝突、災難等地區的居民或難民糧食不足問題，幫助無法生產與獲得糧食的人們與家庭，特別是數以千萬計的兒童。和平委員會表示，近年糧食危機不斷升高，2019年是最世上最嚴重的一年，超過1.35億人正在忍飢挨餓，多數都是因為暴力衝突所導致。而WFP在全球88個國家的援助計劃，至少為超過1億人提供救命糧食，也促進許多地區的社會穩定。
饑荒（famine），本由自然災害或人爲因素引起，屬於災難的一種。歷史上發生饑荒的地區的都對民生造成極大的衝擊，並極易觸發社會動盪和政權更替。在古代，發生饑荒的自然原因主要是農業遭遇自然災害導致糧食欠收；現今饑荒發生的原因主要是政治、軍事原因而非糧食不足。此外，由於不少國家主張糧食能源化，用糧食充當燃料，導致糧價上漲，雖然世界糧食產量並未減少，但這種糧食能源化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糧食供應。現代以來，實行配給制的國家因政府決策失誤導致的饑荒，有1932年蘇聯大饑荒、中國1960年代大饑荒、1990年代朝鮮饑荒。這幾次饑荒中，政府政策禁止人民通過遷移來逃避災難，更加重了饑荒的程度。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1958年至1962年發生的大饑荒是人類歷史上餓死人最多的一次。
糧食不足首先受害最大的是兒童
食物如果按生存需要來分配，全世界的糧食足夠養活每一個人。根據估計，2007年全世界有9億2千3百萬人營養不良。糧價上揚更導致額外的7500萬人口陷於飢餓邊緣。造成這一惡果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軍事等原因，而不是糧食不足。糧食不足首先受害最大的是兒童。The Lancet Child & Adolescent Health最近發表一篇由哈佛大學流行中心教授艾莎·尤薩菲（Aisha K Yousafzai）撰寫的 <如果不是現在，那什麼時候呢？儘早干預以為所有兒童提供家庭環境的重要性> (If not now, then when? The importance of intervening early to provide family-based environments for all children) 指出，貧困，社會剝奪和災難威脅著兒童的發展，阻礙了他們的成長能力，身心健康，幸福和建立積極關係以及成為成年成年人的能力。世界上有太多兒童在逆境中成長。
研究表示，2019年，全球估計有3.86億兒童生活在極端貧困中。2016年，對96個國家/地區的全球調查報告稱，在過去一年中，有10億2至17歲的兒童遭受了身體、性或情感上的虐待。2015年，兒童基金會報告說，八分之一的孩子是在衝突和人道主義危機中出生的。此類逆境在家庭中造成壓力，使為兒童提供撫養服務的風險處於危險之中，在後新冠時代，這些逆境可能會大大加劇，社會不平等加劇，並使更多的兒童容易受到製度化的影響。
5歲以前充足的食物和營養影響兒童發展最深
在柳葉刀(The Lancet)委員會中報告說，兒童的感覺、運動技能，認知、語言技能，社會情感技能和自我意識的逐步獲得是由「生物因素」和環境驅動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物和營養。兒童的這些能力是人類發展的基石，它使我們能夠思考，解決問題，交流，表達情感，建立關係以及創造和發展新的思想。這些構架的基礎在生命的早期就已成型，從受孕開始一直持續到頭5年，那時大腦經歷了其發展最快的時期，而發育中的大腦的可塑性最易受到環境的影響。諸如感染，環境毒素，營養不良，刺激不足，家庭困擾，忽視和暴力等風險會破壞正常的大腦發育。
將近9000萬名高海拔兒童成長明顯緩慢
食物及營養的不足所造成的風險會激活體內的生理應激反應系統，而這些系統的過度激活可能對發育中的大腦產生毒性作用，對成人健康，行為和生產力產生長期不利影響。大量研究表明，不良的童年經歷和長期忽視對一生中的結局及其代際影響，包括對在機構照料中成長的兒童的負面影響。相反，在安全和刺激的環境中與成年人進行可靠互動可以形成支持和響應式護理，從而保護大腦的發育。
《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最近的一篇研究並且指出，2010年，全球8.42億人口（約12％）居住在海拔1500 m或更高的海拔高度上，其中67％在亞洲和非洲。樣本中有11％，也就是8000萬個是居住在海拔1500 m或更高的兒童，與居住在海拔不到1500 m的兒童相比，這些高山的孩子出生時間較短，生長軌跡較低。研究的發現，與居住在理想家庭環境中的兒童相比，居住在高海拔地區的兒童的成長明顯緩慢，此與該地區的食物及營養不足有密切的關聯。
如果你是平等主義者，為何如此富有？
當我們從新聞中看到有這麼多受難的孩子，卻在餐桌上大啖高級牛排時，英國的G.A.柯亨的名著《如果你是平等主義者，為何如此富有？》(If You’re an Egalitarian,How Come You’re So Rich?) 正嚴肅地這樣直問我們。他從思想史與體現以獨特觀點與背景的道德哲學對大家卑鄙的心靈宣戰。該書無疑構成當代最重要的挑戰。柯亨所求解的問題，確是我們應當憂慮的問題。
正義既非來自歷史，亦非源於哲學，而是發端於人的內心後，柯亨著力探究富有的平等主義者的內心世界。他發出振聾發聵的詰問：「如果你們比絕大多數人富有，又篤信平等主義，那麼，你們如何能為自己不捐獻大部分財產而自我辯解？」 不可否認，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問題，也是一塊異常「危險」的「哲學礁石」，但柯亨毫不躲閃，迎難而進，對這個觸及政治哲學核心的難題進行了大膽而深人的解剖。在這裡，柯亨不惜筆墨，層層推進，運用分析哲學的工具對富有的平等主義者拒絕慷慨捐贈的各個理由展開細緻而嚴密的論證。最後，他雖然承認，在不平等的社會中，某些富有的平等主義者確有保留其財富的理由，但在一般意義上, 他認為，信仰平等主義的富人應該捐獻其大部分財富，以促進其篤信的平等與公平。
宗教很勇敢地去碰觸這一塊異常危險的「哲學礁石」
這一塊異常危險的「哲學礁石」令人想起《聖經》中的幾個故事。《馬太福音》19:16 記載，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有古卷：良善的夫子），我該做甚麼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他說：「甚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 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呢？」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馬太福音》 6:24又說：「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瑪門。」同樣是《馬太福音》 19:24記載，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門徒聽見這話，就稀奇得很，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在佛教中也有「金錢戒」。從佛在世，有了僧團開始，那時候僧團就不摸金錢。對僧人而言的這叫「金錢戒」，就是不允許僧人去儲備金錢、手持金錢和触摸金錢。過去波斯匿王對於有個別僧人使用金錢的問題產生了疑問，有了疑問以後就派個大臣去問佛說：「您看看，有摸金錢的僧人，也有不摸金錢的。」佛就給做了回答。佛說：「僧人是不允許捉持金錢的，如果在末法時期，有人手持金錢而自稱我的弟子，當知絕非是我弟子。」佛當時就把這條戒律定下來了。
可見，宗教早就看清最不可告人的軟弱，很勇敢地去碰觸這一塊異常危險的「哲學礁石」。宗教之所以亙古對人有擋不住的吸引力，何嘗不是它毫不迴避地立下「戒律」，要大家不要道貌岸然地講「平等主義」；自己卻依然「那麼富有」。
全人類的生活不可能達到歐美的水準
《如果你是平等主義者，為何如此富有？》旨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反思以及對《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作者羅爾斯（John Rawls）的理論的提出批駁。自幼就被培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柯亨坦言說他已經意識到，在當代社會環境中，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受到挑戰。首先，經典馬克思主義預言，工人階級的隊伍會 不斷壯大、組織會愈加嚴密，不安全感會逐步增加，階級矛盾會趨於激化；然而，當代社會的現實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資本愈加集中，而工人階級則趨於分散，這不僅表現在地域上的分散，而且隨著技術革命的推進，在專業上亦呈離散趨勢。此外，20世紀後期以來，隨著工業化國家社會福利水準的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與安全感明顯提升，階級矛盾不僅沒有激化，反而趨於緩解。
其次，經典馬克思主義預言，隨著生產力水準的提高，物質將大豐富，全人類終將步人豐盈狀態。然而，當代的社會現實是， 隨著人口的膨脹與工業化的推進，生態危機日益顯現，環境災難呈一觸即發之勢，人類的發展已經受到環境因素的嚴重制約。鑒此， 柯亨認為，要想讓全人類的生活水準達到今天北美與歐洲國家的水準，並在整體上進入豐盈狀態，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災難性的。
「世界糧食計劃署」獲獎，等於打臉馬克思
進言之，經典馬克思主義基本不關注分配正義的問題。他們認為，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階級社會是不可避免的，但其財產結構決定分配問題，所以，對於一項「政治運動」而言，討論正義的性質毫無意義，因為其任務旨在推翻階級社會，而非探討正義之標準。此外，由於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必將實現，屆時，人人均能獲得其希冀的一切，正義，任何理念上的正義，從功利主義到平等主義，再到自由主義，因而均得以實現。故此，提出「什麼是分配的正確方式」這樣的問題實無必要。然而，必須正視的是，由於經典馬克思主義所依賴的兩項預言 不幸落空，關注正義，對正義與公平進行規範性的思考，就成為當代政治哲學家不可回避的重大課題。因為馬克思對正義的無視，以及他對今日經濟及政治發展的預測都落了空，因此，今年諾貝爾和平獎才會頒發給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等於打臉馬克思。
免費供應窮人疫苗才算正義，否則就是掠奪
共產主義社會不可能成為一個平等的社會，這已不由分說，勿庸證明。因為我們都是《聖經》裡追求永生，問道於耶穌的「少年官」，世上沒有一個義人願放下世間的財富跟隨耶穌。但是，打臉了馬克思，高舉了「世界糧食計劃署」，我們應該做些甚麼，才能庶幾在憐憫中彰顯神的公義呢？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認為，要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就必須創建一套不會使任何人、任何群體獲得優勢的制度。他說，天資、體質、外貌、個人魅力、性格、毅力，這些因素純屬偶然，或基於遺傳，或基於後天環境，但均有可能產生優勢，從而破壞平等。
雖然我們不僅關注公平，也在乎自由，所以，我們無法徹底消除不平等。職是之故，羅爾斯提出「差別原則」，即只有當「不平等」的出現是為了「提高最不利者的地位」所必要之時，它才是公正的。換言之，如果給予最有才能的人更高的報酬，其目的在於鼓勵他們創造出更多的產品，而他們額外生產出的產品的一部分，可以用於增加最不利者的利益，那麼，如此「有差別」的物質激勵才會被視為公正的。新冠病毒疫苗的人體試驗，在全球正展開肉搏戰，無不希望提早上市。
這些發明出最佳疫苗的藥廠，不論是否真的有效，必然將獲取極高的財富。在羅爾斯的《正義論》裡，這是被允許的嗎？是的。但必須獲得極大財富的藥廠，對於買不起他們的疫苗的窮國、窮人(他們連食物都沒得吃)，免費供應他們疫苗，這才算正義，否則就是掠奪。新冠病毒疫苗的施打，必須要有一定的覆蓋率，才能發揮真正的效力。如今，超過1.35億人都還正在忍飢挨餓，買得起疫苗的富國富民，就算施打了，有效了；那全球1/7連食物都吃不上的人一旦染上新冠，反撲到世界各地，富人的命逃得過今天，能逃不過明日嗎？新冠，給人類最大的「禮物」是告訴世人，除非我們學得憐恤「最小的弟兄」，否則上帝也不會饒過我們的。
＊作者為自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