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觀點:「四方安全對話」各有所圖,台灣圖什麼?

2020-10-13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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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6日,美日澳印四國外長在東京舉行四方安全對話,由左至右分別為印度外長蘇傑生、澳洲外長佩恩、美國國務卿龐畢歐、日本外相茂木敏充(AP)

2020年10月6日,美日澳印四國外長在東京舉行四方安全對話,由左至右分別為印度外長蘇傑生、澳洲外長佩恩、美國國務卿龐畢歐、日本外相茂木敏充(AP)

美國國務卿龐畢歐(Mike Pompeo)、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澳洲外交部長潘恩(Marise Payne)、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10月7日在東京舉行「四方安全對話」(Quad)。這是繼去(2019)年四國外長在美國紐約首度舉行會談後,再度進行的一次對話,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上任後,日本首度召開的部長級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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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安全對話」是美國印太戰略的一環。按照美國副國務卿畢根(Stephen Biegun)的說法,「由於印太地區缺乏強而有力的多邊機構」,故須仿效北約,建立一個以四國為基礎,並擴大吸收其他成員加入的組織,目標就是「防堵來自中國的挑戰」。

面對美國國內疫情肆虐、川普本人又不幸確診的情況下,龐畢歐雖刻意縮短訪日行程,但仍是有備而來。目的就如他接受《NHK》專訪時所說:「我是為了確認印度太平洋是自由、開放且依法統治,還有我們都反對中國共產黨帶來的威脅而來。」龐畢歐強調,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課題不僅是美日澳印這四國,也需要東協(ASEAN)等區域全體一起團結對抗。」

我認為川普的選情正遭對手拜登的強力挑戰,龐畢歐希望把共和黨競選團隊精心設計的「反中牌」,從國內打到國外,期能達成「出口轉內銷」的效果,為川普競選連任加分。

然而龐畢歐的「反中」言論,並沒有在「四方安全對話」中產生共鳴。與會各國對於中共在東海、南海的軍事行動表示關切,也都同意龐畢歐所說,在「維持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和繁榮」方面,具有共同的價值和利益;但日澳印外長卻在各自發表的公開聲明中,小心翼翼避免提到「中國」。我想最大原因就是這些國家至今仍無法擺脫對中國的貿易依賴。據全球金融數據公司路孚特(Refinitiv)計算,中國在2019年時已是澳洲最大貿易出口對象,也是日本第2大和印度第3大出口國。

如果日澳印三國企圖減少對中共的過度依賴,那就是要推動三國供應鏈的多元化,形成需求互補;但有中國大陸學者指出,中國目前為東亞商品及服務供給中心,與許多國家具廣泛產業聯繫,尤其在特定醫藥製品、原料化學製品等領域,中共更是為數不多之供應商,短期內很難被替代。

日本是這次「四方安全對話」的主辦國,「開放的自由印度洋太平洋」也曾是過去安倍政府提出的構想。所以首相菅義偉告訴來訪的龐畢歐:「這一設想作為地區繁榮及和平的願景,在國際社會得到了廣泛的共識」,他所領導的政權,也將「堅定地推進這一設想作為基本方針」。

日本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友,誠如日本「防衛研究所」(Japan’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高級研究員增田雅之所說:「日本必須追隨美國的戰略趨勢」;但對日本企業來說,經濟脫鉤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因為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廉價且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和高效基礎建設,對日本企業是極具吸引力的。

澳洲則從1970年代與中共建交後,就採取「政經分離」的政策,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大陸市場,超過70%的煤、鐵和天然氣,都是出口到中國;但安全上則是維繫和美國的同盟關係,澳洲也是「五眼聯盟」的一員,和其他美國的盟友共享情報資訊。今(2020)年7月,澳洲和美日兩國還在西太平洋和南海舉行聯合軍演。但澳中關係在今年發生重大變化,中共不滿澳洲要求調查新冠病毒源頭,憤而抵制澳洲葡萄酒和其它農產品,這對澳洲經濟造成重大衝擊。澳洲外長潘恩在這次「四方安全對話」中,特別強調澳洲不會把矛頭指向「反中」,顯示澳洲仍重視與中共的經貿互賴。

2020年10月6日,美日澳印四國外長在東京舉行四方安全對話,由左至右分別為印度外長蘇傑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澳洲外長佩恩、美國國務卿龐畢歐(AP)
2020年10月6日,美日澳印四國外長在東京舉行四方安全對話,由左至右分別為印度外長蘇傑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澳洲外長佩恩、美國國務卿龐畢歐(AP)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印度應居印太體系的核心地位。由於中共已透過「一帶一路」倡議,掌控了印度的周邊鄰國,因此美國當然希望能拉攏印度加入「反中統一戰線」。雪梨大學副教授巴彭斯(Salvatore Babones)認為,「四方安全對話」成功的關鍵在印度,因為美國已經和澳洲、日本分別建立長久穩固的軍事盟友關係;惟有印度加入,這個四方架構對美國才有價值。

雖然最近中印邊境爆發歷史上最嚴重的衝突,但中印雙方有軍事對話機制,衝突不至升高到一發不可收拾。巴彭斯認為,就安全問題而言,「印度不見得需要美國」。儘管印度近期增加對美軍購,但其空軍仰賴的卻是法國達梭(Dassault)產的飆風戰鬥機(Rafale),而且也採購了俄羅斯的S-400防空系統。更重要的是,印度有不結盟的外交傳統,目前則是「上合組織」和「金磚五國」成員。印度運用多邊舞台在大國競爭中左右逢源,可為印度爭取最大的利益。

由於與會成員各有所圖,要把「四方安全對話」發展成亞太版的「小北約」,確實有相當難度。《華盛頓時報》9月27日報導,畢根認為若川普連任,「亞洲北約式」的聯盟構想,將在其第二任期中實現。但從川普上任以來的「退群」記錄,以及他處理與歐亞盟國分擔防衛支出的手法看,我認為畢根的說法可能太過樂觀;反而是若拜登勝選,聯盟成形的機會較大。

臺灣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價值,受到印太體系內各國所重視,但臺灣非「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只能應邀參加其延伸架構「Quad-Plus」的對話。蔡總統在國慶演說中強調:「我們將積極參與未來的國際和區域新秩序的建立。我們會秉持『價值同盟』的原則,在國際社會廣結善緣,並且跟理念相近及友我國家,持續提升夥伴關係;我們也會更積極地參與區域及國際的多邊合作和對話。」

臺灣有需求也有條件,參與美國倡議的印太戰略體系;但鑑於這次東京「四方安全對話」成員的各有所圖,臺灣也必須問問自己,「我們所圖為何」?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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