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由於金融循環的週期比景氣循環來得長，金融脆弱性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顯現出來，央行在認定潛在的系統風險上，會存在時間上的落差。央行要維持金融穩定，就需要穩定金融循環的中期風險。正因如此，總體審慎政策應在房價上漲的預期形成之前就必須超前部署，以防範金融循環的中期風險。
應在房價上漲預期形成前超前部署
因為未來房價持續上漲的預期一旦確立，任何總體審慎政策工具恐皆難以撼動房價飆漲的趨勢。過去香港以及最近南韓的例子均是殷鑑。南韓政府在過去3年推出20餘項抑制房價的措施（主要是對於指定投機過熱地區採取LTV及DTI上限政策），但仍難以遏止漲勢。2019年底到2020年8月間，推出更嚴格的房貸規範，依房貸金額將LTV降至40%到0%之間，並加徵綜合不動產稅及資本利得稅。然而，這諸多措施成效不彰，房價仍持續飆漲。究其原因，除了民眾的房價上漲預期心理已難以逆轉，《經濟學人》（2020/8/27）也將之歸因於南韓央行的寬鬆貨幣政策，抵銷這些措施的效果。
最後，前面提到台灣的金融循環也受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事實上，來自主要國家央行政策的外溢效應，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Rey（2013, 2020）一系列的研究發現，有全球金融循環（Global Financial Cycles）的現象，也就是說主要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貨幣政策會藉由資本移動，跨境傳遞到新興市場與開發中國家，驅動個別國家的金融循環。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主要國家央行量化寬鬆政策的外溢效應，會使得小型開放經濟體信用擴張與資產價格暴漲。然而，小型開放經濟面對主要國家央行量化寬鬆政策與全球性的景氣下滑，多數採取更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因應，只是國內低利率與信用擴張又會進一步助長資產價格上升。在如此的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交互作用下，小型開放經濟體（像是台灣）更加亟需採用總體審慎政策與工具，來維持金融穩定。
＊作者為中央銀行副總裁、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本文原刊《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