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國內外反制，應戰略性收縮，設法化敵為友，減少對抗，才是可大可遠的調適之道。
世界正在變盤，潮流正在轉向，中國在劇變中迭遭挑戰，意志的貫徹四處碰壁，還能處變不驚嗎？
中國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懸為國家發展總目標，據此在對內對外全方位領域制訂行動綱領。短短七八年間，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份量大幅翻轉，中國人的尊榮感和自信心快速攀升。但在強勢崛起的過程中，遭逢的反彈與遏制力量同步升高，在國際上出現八方風雨驟襲北京的煎熬，在內部則面臨治理威權受挑戰、政策目標受抵制的窘境。
美國首先發難。從貿易戰、科技戰到外交戰，戰場急速擴大，戰火急劇蔓延，邁入「新冷戰」在所難免。中美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從貿易投資到科技產業、再到金融貨幣都有分途走向不同系統的可能，全球化進程讓位給脫鉤圖謀，一個由中美各自領軍的兩大「半球化」世界隱然成形中。雙方都在尋求盟友，美國揚言結合「自由世界」聯手對付共產中國。中國則挾經濟優勢，在東歐、東南亞、拉丁美洲及非洲組啦啦隊。雖然這兩大陣營之間利益盤根錯節，無法壁壘分明，但各據一方的結構性對抗勢必對中國的發展平添阻力與干擾。
歐洲各國原本與美國同屬西方民主陣營，雖對美國近年的作為多所不滿，經濟貿易和中國互動極深而難與美國聯手對抗中國，但基於系統性競爭和價值觀歧異，近期表現出與中國漸行漸遠的意向。英國、澳洲等「五眼聯盟」國家對美國制中舉措幾乎亦步亦趨。東南亞各國由於存在南海主權爭端的利益衝突，所以普遍對中國深懷戒心；南亞的印度更在邊界與印太戰略上與中國對著幹。日本不改美國跟班的角色，在中美戰略衝突加劇之際，越來越向美國傾斜。
內部的挑戰與難題同樣風雨交加。香港亂局受國安法威懾而暫時沉潛，但爭取高度自治不成而衍生的怒氣並未消散，未來隨時可能再被引燃。新疆維吾爾管束與再教育問題備受西方國家責難，一波未平，又在內蒙激起新一波抗議風波。台灣問題在民意離逸趨向與美國煽風點火之下，愈益難以掌控，甚至有失控之虞，和平統一希望日益渺茫，武統聲浪對台灣與中國大陸都構成強大壓力。
北京當前的處境雖不至於內外交迫，但內外壓力蜂擁而至，面臨的考驗日益嚴峻，卻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內外處境惡化的根本原因，在於威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疊加，在強人政治主導之下，對內對外都走上強硬路線。民族主義的膨脹性發展尤為外部樹敵的重要肇因。隨著中國綜合實力增強，高調的民族主義情緒成為顯性基因，成為官民一體的行為準繩。韜光養晦的遺教渺然無蹤，代之以對外刻意揚威，凡事強勢待之；對內但求立威，萬事鐵腕行之。
為求緩解內外壓力，中國必須改弦更張，對外對內都採取戰略性收縮。如同企業，國家面臨風暴襲擊時，最好採取收縮和撤退措施，避開環境的威脅與必然
的損失，同時將迅速實行資源的最優配置。中國亟需適應性緊縮戰略，暫時擱置增長型戰略，或許可與穩定型戰略並行，一方面節制權力的擴張，給予國內外關係人更多的意志伸展空間，同時創造更優條件，為未來的發展宏圖奠立更深厚基礎。
採取收縮型戰略首先要認清自身的缺憾，恢復理性的謙卑態度，確切理性自持，踏實以進，並且力求以柔克剛，避免硬碰硬對決，以期避免太過刺激對方，引起防衛性或是壓制性的反制行動。必要的戰鬥當然不能放棄，原則與底線必須守住，但務必講究文明、有理有節。否則，在國際人士眼中，中國恃強而霸，富而無禮，不僅威脅既存世界秩序，也戮力將其專制性政治文化滲透到其他國家，成為主流文明的破壞者。在內部，則為人民自由權利、自主意志、公民社會讓出較大空間。
其次，對於國與國間的利益矛盾與具體歧異，應該改變認知架構，用新時代的眼光看待，避免用過往的意識形態框架來理解，從而產生路徑依賴，用舊眼光、老方法與陳腐的教條語言應對；同時要尊重差異，面對錯綜複雜的具體矛盾，不能落入冷戰思維，動輒上升到敵我矛盾，鳴鼓攻之，祭出強烈舉措加以制裁。誠如習近平所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既然如此，不能一貫站在己方立場，恆以底線思維逞強應對，而應做足換位思考的功夫，尋求彼此的共同處與公約數，通過折衷與妥協追求合作共贏。
中國若能從權力的擴張調整為權力的收縮，無論在國際上的權力伸張抑或國內的黨權管治，都克制、自抑、節縮，則也是一種戰略性轉進，先避其鋒，做好停損，再雄圖未來在國際舞台上以文明大國的形貌傲然鼎立，在內部關係上獲致各方心悅誠服的支持與凝聚一體的統合。
中國前外交官袁南生曾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外交就是國際維度中交友的藝術。化敵為友，無異於外交突破；朋友越多，外交就越成功；化友為敵，顯然是外交悲劇；與多國同時對抗，則是外交的徹底失敗。」外交關係如此，內部與人民、自治區、特區以及統一目標區的關係亦乎如此，在面臨反彈與反制壓力強大之際，唯有做戰略性收縮，設法化敵為友，減少對抗，堪為疾風中的勁草，才是可大可遠的調適之道。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前中選會委員，本文原刊《亞洲週刊》2020年39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