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點鐘，一○三路公車上，突然有一個姑娘穿過車廂走到最後一排座位前面：「您是王老師嗎？對不起，看您半天了，我實在憋不住，馬上就下車了……能不能合個影？」
故宮鐘錶修復師王津因為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走紅，五十五歲的他意外成為「男神」「網紅」。在驟然降臨的聲譽面前，他異常淡定，仍然每天坐公車上下班，遇到合影就坦然接受。這份定力是近四十年文物修復生涯帶給他的，也是許多九○後喜歡他的原因。
鐘錶是故宮博物院中非常特殊的藏品，堪稱世界博物館同類收藏中的翹楚。清朝皇帝酷愛鐘錶收藏，順治、康熙、乾隆三位皇帝嗜愛鐘錶的程度，一代勝過一代。西方工業革命以後，傳教士到中國來，他們鑽研皇帝的喜好，把當時最新、最好的鐘錶送到宮裡，形成了一類獨特的收藏。當時歐洲的鐘錶工匠們，為了大清皇帝的喜好，千方百計在鐘錶上動腦筋：車馬人物、花鳥蟲魚做裝飾，日月星辰透過發條變成斗轉星移。清宮的一千多件鐘錶藏品，製作年代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既有英、法、瑞士等名家製作，也有廣州生產的精品，以及皇帝設計由「做鐘處」完成的「御製鐘」，製作精美，功能複雜，代表了當時鐘錶製造的最高水準。到乾隆時期，清宮鐘錶的製作形成一條從西洋傳教士、工匠到做鐘太監的非常穩定的基礎梯隊，這些能工巧匠在做鐘處共同工作，技術上不斷融合，形成了故宮現有的古代鐘錶修復技術。
鐘錶的修復技藝是唯一在故宮裡一直綿延下來、沒有斷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由於鐘錶都是實用器，需要持續維護，直到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的部下將末代皇帝溥儀趕出宮時，鐘錶匠人依然留在紫禁城內。一九二五年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原做鐘處的工匠徐文璘成為第一代宮廷鐘錶修復大師，培養了徐芳洲、白金棟、馬玉良、陳賀然四位弟子。一九七七年王津師從馬玉良。在老師傅們退休以後，王津和他的徒弟亓昊楠，如今是故宮僅有的兩位宮廷鐘錶修復師。至今，清宮鐘錶修復，已經傳了三百多年。
明末到清末是中西方文化大融合的時期，這種交流與碰撞呈現在清宮鐘錶上，是它的文飾、色彩等既非純正中國的，也非完全西洋的，因此而一變，豐富而琳琅滿目。中西融合，以一種物化的形態呈現，包括它的修復理念，中與西之不同也是涇渭分明。西方尊重大師作品，在整個修復過程中一定保持大師的思路，以及整件作品的完整性。而這一點，並不是清宮造辦處工匠考慮的重點。他們會把大師作品拆分、重組，對它進行改造，使它能夠適應皇帝的需求。看似是東西方工匠的不同，卻也呈現兩種文化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