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點鐘，一○三路公車上，突然有一個姑娘穿過車廂走到最後一排座位前面：「您是王老師嗎？對不起，看您半天了，我實在憋不住，馬上就下車了……能不能合個影？」
故宮鐘錶修復師王津因為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走紅，五十五歲的他意外成為「男神」「網紅」。在驟然降臨的聲譽面前，他異常淡定，仍然每天坐公車上下班，遇到合影就坦然接受。這份定力是近四十年文物修復生涯帶給他的，也是許多九○後喜歡他的原因。
鐘錶是故宮博物院中非常特殊的藏品，堪稱世界博物館同類收藏中的翹楚。清朝皇帝酷愛鐘錶收藏，順治、康熙、乾隆三位皇帝嗜愛鐘錶的程度，一代勝過一代。西方工業革命以後，傳教士到中國來，他們鑽研皇帝的喜好，把當時最新、最好的鐘錶送到宮裡，形成了一類獨特的收藏。當時歐洲的鐘錶工匠們，為了大清皇帝的喜好，千方百計在鐘錶上動腦筋：車馬人物、花鳥蟲魚做裝飾，日月星辰透過發條變成斗轉星移。清宮的一千多件鐘錶藏品，製作年代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既有英、法、瑞士等名家製作，也有廣州生產的精品，以及皇帝設計由「做鐘處」完成的「御製鐘」，製作精美，功能複雜，代表了當時鐘錶製造的最高水準。到乾隆時期，清宮鐘錶的製作形成一條從西洋傳教士、工匠到做鐘太監的非常穩定的基礎梯隊，這些能工巧匠在做鐘處共同工作，技術上不斷融合，形成了故宮現有的古代鐘錶修復技術。
鐘錶的修復技藝是唯一在故宮裡一直綿延下來、沒有斷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由於鐘錶都是實用器，需要持續維護，直到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的部下將末代皇帝溥儀趕出宮時，鐘錶匠人依然留在紫禁城內。一九二五年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原做鐘處的工匠徐文璘成為第一代宮廷鐘錶修復大師，培養了徐芳洲、白金棟、馬玉良、陳賀然四位弟子。一九七七年王津師從馬玉良。在老師傅們退休以後，王津和他的徒弟亓昊楠，如今是故宮僅有的兩位宮廷鐘錶修復師。至今，清宮鐘錶修復，已經傳了三百多年。
明末到清末是中西方文化大融合的時期，這種交流與碰撞呈現在清宮鐘錶上，是它的文飾、色彩等既非純正中國的，也非完全西洋的，因此而一變，豐富而琳琅滿目。中西融合，以一種物化的形態呈現，包括它的修復理念，中與西之不同也是涇渭分明。西方尊重大師作品，在整個修復過程中一定保持大師的思路，以及整件作品的完整性。而這一點，並不是清宮造辦處工匠考慮的重點。他們會把大師作品拆分、重組，對它進行改造，使它能夠適應皇帝的需求。看似是東西方工匠的不同，卻也呈現兩種文化的差異。
王津延續了故宮鐘錶修復的傳統。二○一一年，瑞士某鐘錶品牌在大陸舉辦展覽，帶來了十八世紀鐘錶大師雅克‧ 德羅父子製作的寫字人鐘（又名「作家」鐘），運輸過程中鐘錶出現故障，發條斷裂。按照西方修復理念，發條需要專門工具做，但寫字人鐘隔天就要在新聞發布會上表演，顯然來不及。主辦方找到故宮請求幫助，王津緊急受命。到了場地，他看了很長時間，誰都沒有想到他會用那樣一種方式來解決問題：用零點五號釣魚線代替發條，借助餘弦力度，可以起到發條的作用，寫字人鐘開始書寫；再比如，某宮廷鐘錶機芯裡的氣囊原料為進口羊皮，輕薄如棉紙，時間久了原料用光，可是展覽迫在眉睫，怎麼辦？王津用以修復氣囊的，居然是韌度很強的民國紙幣，「這個簡直是太有意思了。」
故宮鐘錶修復的每一個步驟，都包含了當時人們對鐘錶機械的想法、工匠的想像力，整個加起來折射出民族工藝的靈活性。打開一座鐘，就是與歷代的工匠對話，你看得出他們的手藝高低，態度是謹慎老實還是敷衍糊弄。就像民歌，承載著一代代人的悲歡離合，這些文物所承載的大量的歷史資訊，借著修復工藝，也一代代地保存了下來。
鐘錶修復既有傳承，也有創新。和清宮工匠的不同在於，第三代修復者的王津和第四代的亓昊楠擁有更開闊的眼界，他們不斷和國外的鐘錶製作者、鐘錶修復者、鐘錶歷史研究者交流，看似一個簡單的修復，實際上它的參照體系和知識體系已跟過去完全不同。他們的成長，也是故宮博物院不斷與世界接軌的歷程。中國和世界的融合和碰撞仍在繼續，故宮的鐘錶修復工藝，也在保留傳統的基礎上，發生著微妙的變化。
而一出故宮，是另一個世界。這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經過三十年的高速發展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亂世黃金，盛世收藏」，收藏行業進入空前繁榮時期。手藝人王津與收藏家黃嘉竹形成一組有意思的映照。那是一個民間的鐘錶展覽會，收藏家與品牌商蜂擁，現場富麗堂皇如聯合國會場。黃嘉竹是臺灣著名鐘錶收藏家，會場上，眾人爭睹他收藏的維多利亞女王送給愛女的懷錶，一片讚嘆。聽說王津是故宮鐘錶修復師後，他反覆追問故宮有沒有這樣的錶，聽到否定的答案後，黃嘉竹心滿意足。
收藏家重視的，是女王簽名為懷錶帶來的附加價值，這不是整日與發條、齒輪、壞掉的鳥翅膀打交道的手藝人王津看重的。故宮的皇家收藏俱是世界各地頂級孤品，過眼、經手都是文物，但又日復一日沉浸於精確到零點一毫米的機械修復中，這為王津這樣的修復者帶來一種超脫的精神。事實上，與那個富麗堂皇會場中大多數人相比，王津都顯得不同，他像用清水洗過，格外樸素。
超脫於物質層面，專注於工藝的價值。盛世收藏的喧囂，對照出手藝人的本真，所以面對收藏家也好，富麗堂皇的商業會場也好，王津既不逢迎也不失落，他知道自己是誰。這大概是故宮中一個普通的鐘錶修復師成為網路男神的真正原因：在塵土飛揚萬眾創業的年代，在網路把成功者更粗暴更快速地推到我們面前的成功學的時代，人們內心仍然渴望一些更加長久不變的事物，像海水泡沫下的岩石。王津在故宮西三所鐘錶室的這間屋裡度過了近四十年，像他這樣的修復師在故宮還有很多，他們的職業生涯，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的定力與專注，隱隱安慰了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
從神武門進，順著建福宮西牆拐進一個長夾道，穿出去，就到了文保科技部所在的西三所，這是故宮博物院整個工作區唯一設有門禁、須刷卡進入的部門。
西三所與壽康宮只有一牆之隔，這個在很多宮廷劇中屢屢出現的院落，是野史和傳說中清朝冷宮的所在地。因為年久失修，灰瓦紅牆慢慢失去了原有的光澤，但是不經意間，棟樑上明代的彩繪得以保留，與清代的明豔繁複相比，它們更為簡約清麗。
小院裡綠植蔥蘢，有木器組史連倉父親種下的棗樹，金石組惲小剛種的君子蘭，漆器組閔俊嶸的漆樹，摹章組沈偉的玉米和茄子，以及清代的杏樹與棗樹。小院也生態豐富，文物部門不加班，五點下班以後，巨大的空間留給了動物，有興許是御貓後代的流浪貓、黃鼠狼、還有木器組收養的各種鳥。每天，青銅器修復師王有亮和摹章高手沈偉自覺地擔當起餵貓職責，連《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劇組人員都知道，想逗貓，可以去摹畫室所在的第四進小院找找看；而木器組屈峰雖貌似委屈地抱怨收留了許多「別人養著養著不要了送給我們，最後慢慢養著養著就成負擔了」的動物，但下班時他不會忘記拎鳥籠回屋，否則「第二天你可能見到的只有幾根毛」。
每年五、六月份，御杏樹上的青杏慢慢變成了甜軟的蜜黃色，年輕人暗暗興奮起來：又可以打杏了。但二○一五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大展，每個組都領有大量修復任務，滿樹的杏子熟了無人採摘，密密麻麻地落了一地，引來黑壓壓的螞蟻。一個清晨，上班前的一刻鐘，木器組的人領頭，辦公室的姑娘拿出了蓋文物的強韌度白紙來接著，工人登上梯子打下來許多黃杏。大家嬉笑著來分，沒趕上的還特意來要。
這是西三所難得的喧聲笑語時刻，隨著八點鐘的到來，這裡像被施了魔法的空間，時間、人聲，都凍結起來。
「靜」，是這裡給人最深的印象。在鐘錶室採訪王津，除了我們的說話聲，就只有自鳴鐘整點報時的鐘鳴，悠揚，悅耳。他的徒弟亓昊楠安靜得彷彿不存在，雖然他明明在房間另一隅修理鐘錶。「靜」，變成一個整體的氣場，人不由自主也靜下來，感覺大聲說話、用力走路都顯得浮躁。那一瞬，你突然明白這裡的人反覆提到的「磨性子」、「靜下心」、「沉住氣」是什麼意思。任何一門宗教都把修靜入定、獲得專注作為入道的途徑，靜者心不妄動，專注已包含身心合一，修道如此，修文物何嘗不如此。
技藝容不得欺騙，技藝裡沒有捷徑。一座宮廷鐘錶層層組裝，上千個零件必須從最底下開始每一個零件都嚴絲合縫，錯零點一到兩毫米都可能導致最後的整體罷工；一件青銅器碎成毫無規則的一百多片，有一塊碎片位置不對都拼不起來；在三伏天的深夜，一個漆農忙碌一晚上只能採漆八兩，「百里千刀一斤漆」；修復太和殿龍椅用的魚鰾膠，年輕小夥兒輪流著一刻不停地砸，一天下來頂多能砸半斤；一塊木雕要手持穿著牙籤的銼草手工打磨三遍以上才會有圓潤細膩的歲月感；古字畫修復揭命紙有時靠指搓，一幅畫揭一、兩個月，過程枯燥，只能拚耐心；臨摹一幅畫的週期是一年起，一個臨摹師一輩子臨不了幾張很成功的作品……手工藝是時間的藝術，修復師的世界安靜而誠實，雙手與心的創造，流露出的不只是高超技巧，還有人手的溫度，心的高潔。正心誠意才能做出正確工藝，格物致知深入物的本質，當匠人的本真與物的本質相遇，物我兩忘，日復一日，修繕文物，擦亮器具的過程中，他們自己的面貌氣質也發生改變，彷彿有什麼在他們身體內部也被日復一日地擦亮。他們沉入工匠無名無我的廣闊時空中，面目變得沉靜，在此時空中，個人變得渺小，但以另一種方式接近永恆。
＊本文選自電視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同名新書，《我在故宮修文物》紀錄北京故宮修復師的日常，新書八月出版，電影也將在九月於台灣上映。導演蕭寒說：「一輩子很短，也許只夠做一件事。」，在節奏快速的時代裡，人們終日被無明和快速腳步追著跑，而這些人的故事，能讓每個人暫緩腳步、安靜下來，體會一事一生的工匠精神，找到身心安頓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