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佰》裡的黃曉明特派員講起
筆者曾在前面幾篇探討《八佰》的文章中講過，《八佰》其實是一部好電影，唯一的錯誤就是把背景設在四行倉庫保衛戰。為什麼《八佰》是好電影？因為這部電影是少數幾部不以弱化日軍為目的，實實在在拍出戰爭殘酷的抗戰電影，裡面的中國軍人也跳脫抗日神劇的主旋律，不再個個都是拋頭顱灑熱血的忠勇愛國之輩，而是展現出趨吉避凶的真實人性。
撤退到台灣的老一輩國軍高級將領，避之唯恐不談的中央軍歧視雜牌軍問題，也被反應了出來，雖然這樣的情節沒有在史實中的四行倉庫保衛戰上演。並不是因為中央軍不歧視雜牌軍，而是因為四行倉庫裡面根本沒有雜牌軍。所以假如管虎選擇以1941年5月的中條山戰役為背景來拍攝的話，這部電影絕對會是海峽兩岸有史以來最棒的抗戰電影，對國民黨在台灣長年宣傳的抗戰史觀會帶來毀滅性的殺傷力。
另外一個國民黨還有泛藍支持者們更不願意面對的事實，就是國民黨對抗戰有沒有妥協的想法？有沒有主張對日和平的聲音？其實這樣的聲音一直都有，而且還十分強烈，只是後來因為抗戰勝利了，這樣的聲音在黨內成為政治不正確，便不再有人去宣揚。以至於在台灣生長的我們，一直以來都誤以為中國國民黨是堅決抗日的政黨。倒是由黃曉明在《八佰》飾演的特派員，講出了這樣的聲音。
國民黨中的「主和派」
黃曉明的這個角色，其實在歷史上不曾存在過，因為四行倉庫與後方88師的聯繫還算通暢，故不需要派遣任何人到前線去傳遞訊息。有人指出黃曉明的這個角色實際上是88師參謀長張柏亭，可黃曉明的角色留著山羊鬍搭配中分髮型，又穿著一身黑白色西裝，看起來更像是文人而非軍人。更何況張柏亭這個角色，實際上是有出現在《八佰》的劇情當中，與何香凝一起觀看四行倉庫保衛戰的。
所以特派員這個角色，在筆者看來更像是「低調俱樂部」的支持者，應該是由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派出的文人幹部。那麼什麼又是「低調俱樂部」呢？「低調俱樂部」是指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後，以顧祝同、朱紹良、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羅君強、胡適、陳佈雷、陳立夫與張君勱為代表的一批文武官員，他們的共同點是主張中國不該貿然對日本開戰。
他們最常聚會的地點，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周佛海位於南京西流灣8號的別墅，而周佛海正是日後追隨汪精衛成立南京國民政府的左膀右臂，可見「低調俱樂部」基本上就是汪精衛政權的雛形。但是把所有「低調俱樂部」成員都打成汪精衛派是不公平的，因為顧祝同、朱紹良、胡適、陳佈雷、陳立夫與張君勱都沒有跟著汪精衛脫離重慶抗日陣營。
一度隨汪精衛脫離抗日陣營的高宗武、陶希聖兩人，後來也深怕自己被扣上「漢奸」大帽，又偷偷回到了重慶，而且陶希聖後來還成為蔣中正的文膽。抗戰爆發後當到第3戰區還有第8戰區司令長官的顧祝同與朱紹良，雖然不是薛岳、孫立人、胡璉或者張靈甫那樣的抗日猛將，卻也盡忠職守的在崗位上撐到了日本投降。胡適更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身份，為中華民國爭取到了許多美援物資。
所以我們不能用後來人的角度，去批評「低調俱樂部」就是由一批存心賣國的高級黨員幹部組織的漢奸團體，因為他們對如何爭取和平，還有爭取和平的最終底線究竟在哪裡，逾越了這條底線後是否要開戰這個問題各有不同的堅持。而且即便是如汪精衛這樣的親日派，還是以維護中華民國或者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最高宗旨，絕對不能簡單用「漢奸」兩字給帶過去。
美日蘇的代理人戰爭
整體而言，1931年到1945年的抗日戰爭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是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日本以及蘇聯等列強國家在中國打的一場代理人戰爭。蔣中正、汪精衛與毛澤東三人，分別代表了華府、東京還有莫斯科在中國的利益。與人類歷史上的所有戰爭一樣，戰爭的正義或者邪惡標準是由戰勝的一方來決定的，就如同史達林所說，勝利者是不用受到譴責的。
日本在這場戰爭中落得全盤皆輸的下場，自然讓主張對日和平的汪精衛跟著落得了一頂「漢奸」大帽。撤退到台灣的蔣中正與統治大陸的毛澤東，長年都以「漢奸」或者「賣國賊」形容汪精衛，可是如果換過來是美國或者蘇聯敗得如此徹底，今天兩岸的「漢奸」、「走狗」、「賣國賊」都要換人當了。當然只要美國沒有戰勝日本，台灣都不會回歸中國，所以會站在中國本位指責他人「漢奸」者可能只會有大陸人。
其中一個主題從頭到尾貫徹著《八佰》這部電影的核心，那就是蔣中正命令88師524團死守四行倉庫四天的原因，並不是要給國軍主力部隊撤退的時間，而是要打給他背後的西方強權，即英國還有美國看。所以才會有後來黃曉明特派員勸謝晉元撤退時，說出的那麼一句話：「委員長之所以要你們留守至今，本就是做給西方諸國的一場表演。」
黃曉明特派員其實只說對了一半，因為不只是四行倉庫保衛戰，整個淞滬會戰都是蔣中正做給西方諸國看的表演。當然這個表演的對象，同時也是做給中國內部不同地方實力派領袖們看，目的是要確保各派系的武裝力量能夠團結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抗日，所以才會優先派出以88師為代表的中央軍嫡系部隊參戰。可是蔣中正早在1934年制訂對日作戰的戰略方針時，就已經把這場戰爭的成敗寄望於西方國家的介入。
寫有《上海南京保衛戰》一書的李君山前輩，是以「為政略殉」來形容被蔣中正派往淞滬會戰的國軍將士。他在2017年出版的《蔣中正與中日開戰(1935-1938) : 國民政府之外交準備與策略運用》中，更加確立了蔣中正「中國問題，實為世界問題，決非中日兩國可以單獨解決；中日戰爭，起初雖為中日兩國國力之決鬥，最後乃係世界若干國家國力之決鬥」的立場。
顯見蔣中正期望的不只是西方國家干預，而且還希望西方國家，尤其是與中國隔了一條太平洋，從1900年門戶開放政策以來就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的美國能夠戰勝日本，建立一個有利於中華民國戰後發展的亞太秩序。蔣中正指出：「故中日戰爭之勝敗，須取決於世界戰爭；故不必以目前中日戰爭判定勝敗，而以得到世界戰爭最後之勝利為目的。」
《九國公約》的建立與挑戰
「不要當美國的馬前卒」，基本上從2000年以來就成為國民黨人或者統派政治人物時常掛在嘴邊，批評陳水扁政府的一句話，雖然等到馬英九上台後，也持續執行了這條奠定於蔣中正時代的「親美」國策達八年之久。顯然比起統一和獨立，「親美」才是今天藍綠的最大公約數，然而這條由蔣中正首創的親美國策，卻是從一開始就遭到來自國民黨內部的質疑與挑戰。
蔣中正採取親美政策，傳承的並不是孫中山先生的遺志，而是由他本人推翻的北洋政府之外交政策。北洋政府之所以親美，則來自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美英法為代表的歐美國家發現日本已經取代德國，成為挑戰西方亞太秩序的頭號威脅。所以在美國提倡下，比利時、英國、中國、法國、義大利、日本、荷蘭和葡萄牙齊聚華府召開九國會議。
由這九個國家簽署的《九國公約》體系，是近代史上遠東地區的第一個集體安全體系，目的在於維持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確保列強國家在中國有公平的貿易機會。也是靠著這個集體安全體系，中國得以經由談判迫使日本在山東問題上退讓，把這塊一戰期間從德國手中拿下的殖民地歸還給北洋政府。《九國公約》體系給了中國外交官信心，讓他們相信中國19世紀以來飽受列強欺凌的日子結束了。
然而多年來遭受西方冷落的孫中山，卻對《九國公約》體系持懷疑的態度，認為這不過是西方列強換一套面目繼續壓迫剝削中國的手段而已。而且這種包著糖衣的「毒藥」，比起過去帝國主義時代船堅砲利的侵略還具有欺騙性，看在孫中山眼中更是危險。所以國民黨在孫中山領導下，起初對《九國公約》體系持懷疑態度，而且還不惜與日本、蘇聯這兩大西方秩序的挑戰者建立夥伴關係。
對於日本與蘇聯而言，《九國公約》更是虛偽到了極點，因為英法美在中國的勢力早就已經牢不可破，打著保衛中國主權領土完整的旗號不過只是要防止日本和蘇聯兩個新興強權分一杯羹而已。所以蘇聯積極扶持中國共產黨挑戰西方「帝國主義」，日本則希望效法美國在西半球的做法，把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
要不要當美國的馬前卒？
然而孫中山時代的「革命外交」，執行下去的結果只會讓中國成為蘇聯或者日本的附庸國。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蘇聯與日本都跟中國過於接近，不可能不要中國的領土。反觀西方國家，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充分體驗到了殖民主義的殘酷。為了避免另外一場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國家在美國率先以身作則，允許菲律賓共和國獨立的帶領下，慢慢走上去殖民化的道路，贏得蔣中正的信心。
所以伴隨著1927年的「清黨」，「革命外交」路線被國民政府徹底揚棄，蔣中正成為《九國公約》體系的擁護者。不過「清黨」清掉的只有蘇聯扶持的共產黨人和左派份子，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在黨內還是有非常大的影響力。而無論是以蔣中正為代表的親美派還是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都知道如果中國要與日本翻臉，必須要先付出慘重的犧牲。
蔣中正預知到與日本的戰爭，必須會是一場曠日廢時的持久戰，因為中國要用遼闊的疆域把日軍牽制於泥沼之中，為美國創造戰勝日本的有利條件。換言之，蔣中正準備以中華民國的犧牲，換取一個美利堅主導的太平洋秩序。他指出：「世界戰爭，是以中日戰爭為導火線，而中國實為首要之犧牲者，必須具犧牲之精神，方能使利害共同之國家，為共同之犧牲；並須具徹底犧牲之決心，方能有犧牲之代價。」
然而汪精衛並不贊成這樣的做法，他認為即便與日本的戰爭無法避免，中國也不該站出來成為挨第一槍的國家。汪精衛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有著根深蒂固的懷疑，並為此與同屬「低調俱樂部」，但是卻立場親美的胡適有過辯論。胡適以一戰後得到英法美協助復國的比利時王國為例，認為西方國家相較於日本、蘇聯更堅持公理與正義，所以一旦美國有參戰的曙光，中國就應該緊跟著自由世界的腳步投入戰鬥。
保障中國百姓的生存
可汪精衛卻認為蔣中正與胡適都過於天真，他認為英法美之所以把德國趕出比利時的原因，是為了英國、法國還有美國自己的利益，不是為了比利時的利益。他認為中國不該把自己的命運，完全寄託在西方國家的干預上。跟今天的台灣做對比，可能蔣中正與胡適的發言，更像是對外媒表示台灣願意承受共軍「第一波攻擊」的蔡英文總統，汪精衛則更像是今天泛藍陣營的代表，希望台灣在做選擇前能更為謹慎。
所以才會有《八佰》中，黃曉明特派員苦心告誡謝晉元「戰爭背後都是政治」的橋段。既然國際聯盟與九國會議的代表們，都沒有如蔣中正所願干預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那麼中國就應該早日停止與日本的戰爭，爭取讓老百姓休養生息的機會。因為若中國持續抵抗下去，不只德國訓練的中央軍嫡系部隊會消耗殆盡，而且中共還會有趁機壯大的機會，那可是親美派和親日派眼中的共同威脅。
然而蔣中正卻堅持繼續打下去，並且不惜接受中共背後的靠山蘇聯支持，讓汪精衛對中國遭到赤化的危機趕到了更多的急迫感，最終決定脫離抗戰陣營，到南京成立親日政權。歷史弔詭的地方，是在於汪精衛與「低調俱樂部」沒有預測到珍珠港事變與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蔣中正憑藉著堅毅決心證明了自己的遠見，為中華民國爭得了位居世界四強的戰勝國地位。
如前面所述，重慶的勝利意味著南京的徹底失敗，汪精衛被打成「漢奸」，「低調俱樂部」也分崩離析。可是回顧抗戰的歷史，難道南京國民政府的存在真的是那麼一事無成嗎？筆者不久前訪問了定居台中市的張先生，來自安徽的他早年曾差點慘死於中共新4軍發起的鬥爭之中，被迫只能參加李宗仁、白崇禧組建的桂軍第7軍，捲入與日軍、共軍之間的兩面戰爭。
中國人殺中國人的血腥日子，對於張老先生而言終於在他被親人引薦，到南京頤和路34號汪精衛公館擔任衛士以後結束了。直到日本投降以前，他在南京享受了至少四年的和平時光，不用再與日本人、中國人相互廝殺。老百姓也能過上和平安穩的日子。所以問他汪精衛到底是不是「漢奸」時，他給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汪精衛是不是愛國家，但是我肯定知道他是愛百姓的。」
從《九國公約》到「九二共識」
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成為四強，固然證明了汪精衛等「主和派」的錯誤，並把他們打入「漢奸」的死無葬身之地。可是戰後的世界局勢發展，卻又證明他們不盡然全部都是錯的，因為蔣中正把所有賭注都押往美國的結果，造成了中華民國因為過於依賴美國，卻又無法在內戰失利時得到美國即時援助而失去大陸。後來美國在越戰還有面對伊朗巴勒維王朝被推翻的過程中，也被證明了不總是扮演可靠盟友的角色。
不過對於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人而言，從蔣中正到現在的江啟臣，他們75年來追隨美國的政策還是被證明是成功的。雖然無法光復大陸故土，但卻維持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生存發展。聯合國的地位雖然失去了，卻也還是靠著《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今天的《台灣關係法》堅持到今天，這些都是門戶開放還有《九國公約》留給自由中國子民的歷史遺產。
大陸的中國人，卻走上了完全不一樣的道路，那就是在1969年的珍寶島戰役中與蘇聯徹底決裂，擺脫了過往蘇聯馬前卒的地位。靠著改革開放的政策，還有令全球商人絡繹不絕的龐大市場，中華人民共和國累積了足夠財富，成為足以影響世界秩序的經濟甚至於軍事強權。過去美國為了拉攏中共，願意在不出賣台灣的條件下鼓勵雙方談判，從而讓「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兩岸交流框架有實現的可能。
兩岸乃至於整個東亞，靠著這個框架擺脫了國共內戰、韓戰還有越戰的陰影，發展成全世界最和平、穩定與繁榮的地區，都出自於大陸和台灣願意在這個框架中保持妥協。不過近年來伴隨著中共軍事、經濟還有外交影響力的不斷提升，北京越來越不願意接受這個40年前制定的兩岸交流框架，希望能對美利堅的舊秩序展開挑戰，從而行為表現上越來越類似於20年代到40年代的日本帝國。
可最大的問題，在於中共越來越像過去的日本帝國不打緊，美國卻越來越不像過去的美國。尤其是川普上台後的美國，不只沒有展現出維護舊秩序的態度，還率先退出許多國際組織，將這些過去由羅斯福提倡的建制通通讓給中共與俄羅斯。現今川普看起來對中共立場強硬的姿態，有多少是為了選舉？又有多少是為了維護過去的兩岸建制，是讓人質疑的。
更何況今天的中共，無論是土地大小還是人口資源方面，都不是當年日本帝國能夠相提並論的，台灣貿然開戰的風險只會比當年誓死抗日的中華民國還要大。所以筆者同樣也無法確定，蔡英文是否真的是類似蔣中正、邱吉爾那般的「主戰派」領袖。而在今天的國民黨內，「主和」的聲音更是佔了壓倒性多數，對於這樣的結果，筆者更是不感到意外。
「主戰派」與「主和派」都是愛台的
無論是75年前的抗戰，還是今天的兩岸關係，筆者都認為不能夠用「愛國」與「賣國」或者「愛台」與「賣台」來定義「主戰派」、「主和派」。如果主張戰爭就是愛國家，那麼拿破崙、慈禧太后、威廉二世、希特勒跟毛澤東通通都該是英雄了。即便是蔣中正，在率領國軍開戰前也要對中日兩國的國力，乃至於整個國際局勢做審慎評估，否則絕對不輕易開戰。
羅斯福總統雖然很早就發表防疫演說，渴望對德日等侵略國展開制裁，但硬是要拖到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才參戰，這些都說明「主戰」與「主和」的聲音是可以對調的。擔任汪政權內政部長的梅思平，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可還是反日運動的機及參與者，今天主張台獨的覺醒青年，未來因為時空環境不同轉而認同中共，也不是會讓筆者意外的事情。
「主戰」與「主和」，本來就沒有誰是絕對的正確與錯誤，或者正義與邪惡。所以筆者訪談過，在汪精衛統治區生活過的長者，大多對南京國民政府還是相當懷念的。包括前面提到的張先生，都認為汪政權讓他們過上穩定又體面的生活，更何況淪陷區懸掛的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他們一點也不覺得生活在汪政權的統治下有失去什麼中國人的尊嚴。
從張先生家裡的韓國瑜旗幟來看，其實今天國民黨或者泛藍「主和派」傳承的就算不是汪精衛政權，至少也是開戰前的「低調俱樂部」，如《八佰》裡面的黃曉明特派員一樣。今天國民黨裡面找不到什麼「主戰派」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大家認為開戰時刻還沒到，也可能是因為認定台灣與大陸打仗，就算贏了也會換來台灣被打成一片廢墟，兩岸雙輸的局面。
至於現在「主戰」的人，包括民進黨在內到了那關鍵的時刻，會不會如同梅思平一樣轉變立場成為「主和派」甚至「投降派」，現在也還是未定之數。在一切尚未塵埃落定，尤其是美國總統大選還沒選出結果來以前，到底該「主戰」還是「主和」？筆者拿不出正確的答案，但希望藍綠雙方能抓住一個大原則，那就是絕對不打注定失敗的戰爭，也絕對不追求讓2,300萬人屈辱的和平。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