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反共再次成為潮流
1990年共產主義的最大國家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蘇、東、波」[1]現象一時之間，曾讓全世界一度以為資本主義世界已經戰勝了共產主義世界，著名政治學者福山（Fukuyama Francis）因此表達了「歷史已經終結」[2]的看法，整個二十世紀末的發展雖然也略有動盪，但冷戰結束後圍牆已經被推倒，美國獨霸世界的格局，讓人們普遍對世界各國終將在政治上走向民主改革、市場經濟模式的社會具有高度信心，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然而，悄然地，仍然保持社會主義、集權國家體制的東方大國──共產中國自經濟上改革開放後的強勢崛起，卻為這個進程投入了極大變數。也導致近年來國際局勢的重大轉變。美、中兩國之間從過去所謂的「新型大國關係」或「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轉為直接在各領域衝突的對抗之勢。從貿易戰、科技戰開打起始，美國再次嘗試主導一個以西方民主國家為中心反中聯盟，嘗試對當前的共產中國進行圍堵，似乎一時間，新冷戰的格局再次形成了，於是過去冷戰時期，對抗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陣營所採用的反共的論述，也同時再次被美國拿來使用於目前的反中。
美、中之間對抗之勢已然形成，某種程度上，美國正在再次向世界宣揚、並期望帶動起一股新的「反共」潮流。身處眼下這個局勢，不禁有感而發地想回首過去歷史上，幾位抱持堅定反共立場的重要哲學家。特別是德裔美國政治學者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對「歷史與秩序」的研究，可以提供我們今日反思的一種重要參考。
沃格林的政治哲學研究與他對共產主義的批判
沃格林出生於德國科隆，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政治學，為躲避納粹德國的迫害移民美國，1944年成為美國公民。此後，沃格林多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慕尼克大學以及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等地講學不倦，著作等身。沃格林是與李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1899－1973）齊名的政治哲學家。在過世前也曾經準確地預言了蘇聯的崩潰。沃格林比較反現代性，與施特勞斯相比不遑多讓。[3]這與沃格林人生早年遭遇到中歐國家秩序的突然瓦解，緊隨其後面對了希特勒、史達林的極權統治的威脅的經驗有關。[4]致使沃格林一生中大力批判「意識形態」與「極權主義」，視之為二十世紀人類的「失序狀態」。[5]
再談到沃格林對共產主義的批判，他認為不願承認本體論的和哲學人類學的理性，根本是另外一種宗教經驗；沃格林認為早在1890年代，人們已開始把社會主義當作一種宗教運動來考察了，後來發展為把極權主義運動當作一種新的「神話」，或宗教的廣泛研究。[6]所謂的「進步主義者」，其實根本處於倒退的非理性主義者的立場。[7]因此沃格林詮釋現代性的本質，是靈知主義（Gnosticism）的生長，根本不是他們自以為的理性與科學。[8] （相關報導： 陳時中選台北市長？蘇貞昌「一番期許」透玄機：沒爬好會摔倒 ｜ 更多文章 ）
沃格林認為，當一群靈知主義行動者，取代過往的宗教，並且同時取得了對人類存在上的代表權的壟斷時，極權主義就會出現。勝利的靈知主義者建立的是一個全能的國家，這個國家殘酷無情地消滅一切反抗的火種。[9]也就是說靈知主義把本來哲人對存在的超越之秩序的體驗所帶來緊張性取消了，代之以科學主義和國家機器（或者「黨」）對真理已經在我手的確定感，因此完全缺乏寬容，打壓異己時毫不手軟。這就是他一生對共產黨與集權國家都從未停止批判的原因，雖然他對中國思想或傳統東方哲學是那麼有同情的理解與高度的興趣，但對於共產政權，則從未有任何好言好語，他生前最後的時光，也直接預言了蘇聯共產政權的滅亡。不只針對蘇聯，同樣地，我們也可以說，在沃格林思想中，是區分了傳統中國思想與共產中國政權的！他對中國傳統思想的好感，並不可能因此讓他就稱許共產中國的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