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思想與東方哲學
沃格林雖然被歸類為是西方政治哲學家，但他對東方傳統思想、或東方哲學，則充滿了同情的理解與高度的興趣。雖然沃格林稱不上是一般意義上的漢學家，但沃格林晚年對於中國哲學與歷史其實花了很多心力研究，沃格林自己曾經回憶：
我想把1945年至1950年這五年稱為徬徨時期，即便不是癱瘓狀態，我是指在處理這些問題上的遲疑不決，即我已發現的但還不能滿意地從知識上洞悉的問題。工作並沒停止。我不得不繼續探尋資源，而在戰爭期間，視界甚至變得更廣了，因為中國已經變得時髦，系裡考慮到我的語言能力，決定選我來教中國政治。這就讓我投入了中國史的研究；考慮到不理解當代中國觀念的古典背景，就難以對其進行談論，我就開始學習中文，學到足以理解古典，尤其是孔子和老子的思想符號之象徵。這一知識對我理解中國思想極有助益，至今還受益匪淺，因為我能在革命歌劇（樣板戲）中認出周代的歌詞，稍稍不同的是，周代的作者是在頌讚周朝的勝利，而現代革命歌劇寫了則是在頌讚革命軍隊的勝利。[10]
除了沃格林對漢學下了一定程度的功夫外，特別是沃格林的秩序研究視野，與傳統儒學所重視的政教秩序問題，特別有相通與比較研究的可能。歷代東亞儒者均重視政教秩序問題，而這個政教秩序又常與心性關係連結討論，這與沃格林認為：「社會與歷史中的人類秩序問題，起源於意識之秩序（order of consciousness）。因此，意識哲學是一門政治哲學（philosophy of politics）的核心。[11]」頗有相通之處。
此外，沃格林探索秩序與體驗的方法論，似乎也可讓我們重新思考所謂西方「外在超越」與東方「內向超越（或內化的超越）」對話的可能性。[12]過去學者區分西方「外在超越」與東方思想的差異之際，常以西方有「超越的造物主」或強調「人的原罪問題」來去對比東方思想多「認同人性有可能至善」。[13]而沃格林的方法論雖然重視本體論的真實性，但卻是從哲人對「秩序」的「事件性」體驗去談，以意識哲學取代了「靈肉二分」、「主客對立」的二元立場。當沃格林去談「超越」或「神」，並非神學教條中的那個神性實體，而是「神」這個象徵指向（「象徵」也叫「引得」）的那個非實存的實在之域。[14]「超越」（神、存在之根基）與「內在」是兩個語詞「引得」（index），它們不指代現成的實物，而是作為指示實在的「引得」，引領人去觀看兩種不同的實在。「神」與「世界」的區分，是在各種「躍入存在」（或「神顯」）事件中，由意識（靈魂）從宇宙的緊斂結構中所殊顯（differentiate）出來，不是由感官軀體區分的。[15]如此看來，沃格林的思想，更加重視體驗，並且沒有那麼強烈的原罪意識，與東方思想所謂「內在超越」不那麼有衝突。 （相關報導： 陳時中選台北市長？蘇貞昌「一番期許」透玄機：沒爬好會摔倒 ｜ 更多文章 ）
結語
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學期待能超越實證主義框架，聚焦在哲人或思想家的秩序關懷，對於東亞儒學的研究，有值得參考的價值。而沃格林以靈知主義的思想淵源，去批判現代性的失序，也有某種程度的說服力。況且二十世紀的東亞世界亦有部分地區（特別是中國大陸）曾經或至今仍深受集權國家機器與共產主義的主宰。當然，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後，自然也不能說是原本文革時代那種想要直接快速達成共產主義社會的樣貌了，而是宣稱自己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至少它政權上的一黨專政與集權性格，尤其是對宗教自由的迫害，仍未有任何明顯的改變，甚至有變本加劇的趨勢，而這些都是沃格林一生中都極力反對的。沃格林對共產思想的批判即便時至今日，仍值得我們參考。近年來沃格林的著作大量地被大陸學者翻譯成中文，在華人學界開始重新得到了一些關注，也許也預示了沃格林思想未來在華人世界會帶來更大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