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關係上閱讀資料浩瀚的汪浩老師，上月出了這本「意外的國父」一書，探討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發展的史實與各種可能性。這本書重新啟動了很多重要的史實，也對台灣讀者如何閱讀國共近代長期革命的歷史有一些特殊的幫助，但有些地方還是值得與汪老師商榷。
在討論「意外的國父」一書中所表現的觀點，如同另外一位評論者黃克武教授所指出的，本書所描寫的毛澤東是非常負面的，汪浩指出毛的第一個特點是雙重標準，毫無原則，「怎麼對他方便他就怎麼講」。
首先有一個非常基本的史實問題與汪浩商榷：「哪些話真的是毛澤東說過的？」
汪浩引述二二八事件剛剛爆發時，毛澤東在延安的廣播講話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完全支援臺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我們贊成臺灣獨立，我們贊成臺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所要求的國家。」由於汪浩沒有在書中引注此一資料的具體出處徵引為何史料，讀者便無從查考其真假。對此議題目前只發現這一篇談話能查到的最原始出處，來自於中國知名反共作家辛灝年，他曾表示以上談話可見諸《解放日報》1947年2月底的社論和毛澤東的廣播講話。
且不說「我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這種用語，基本上與毛的說話習慣不合。筆者查閱所有相關的資料，都沒有找到毛確實發表過類似的文字或言詞，這篇講話到底具體出處是在幾月幾號所發表在何處的廣播或社論，有無原始版型留存，均告闕如。其餘部分讀者更無法從閱讀原文的全文判斷，毛的看法是否有被竄改或斷章取義，甚至真的是否發表過這個說法。《解放日報》1947年2月底的社論如果就能登出228當天的事件並且評論，難道當時就有網路即時新聞了嗎？
在反共陣營長期用來痛斥毛澤東的說法當中，遍尋不著原始出處全篇文章者常見。最典型的是有人指斥毛澤東在抗戰初期洛川會議上的說法，稱毛命八路軍對抗日的態度是「一分抗日、兩分應付與七分發展」，但是沒有人能找到原文。現在比較嚴肅的歷史學家，都傾向認定毛具體說過這句話的可能性不大。既然有此前鑑，任何人希望引注毛澤東的說法加以評論，建議都以能找出全文與具體時間為宜。本文稍後評論毛澤東對兩岸加入聯合國問題的表達，也會引述一份很具體的毛選文章。
汪浩指責毛澤東壞人做錯事，因為毛在種種問題上的冒進，因而導致了兩個中國。但大多數史家對這段歷史解讀都是，如果以當時中共的科技與工業實力，除非美國在西太平洋佈署的力量完全放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要渡海作戰可能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這樣一來中共力有未逮的情況下，兩岸本來就非常可能走向分立，毛澤東做不做什麼事情，在他有生之年都很難看到中國統一台灣。
黃克武老師又指出在本書中，毛被汪浩形容為自私冒進、窮兵黷武、雙重標準，其缺點可謂罄竹難書。
在讀到這一段話時，其實隱然感到黃老師有一個沒有明白表達的疑義，對於毛一手改寫了整個中國近代史，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強大也最龐大的軍隊，推動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工業化浪潮，統一了自太平天國以來分裂局面的中國，這當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儘管過程十分殘忍血腥的執政時期，以鐵腕撬動了千年以來帝力於我何哉的中國社會，完成中國初步工業化的毛澤東，如果只有罄竹難書乃至於一切負面詞彙可以形容。於是說來整部中國近代史的走向，豈非只能以壞人的輝煌勝利，好人的悲慘失敗一筆帶過？既然一切都是黑暗的宿命，也難怪在新課綱下的台灣學生未來真的可以不用再細讀中國近代史，因為看起來沒什麼用。
可是今天在台灣的人們真的可以如此簡單結論，而從其中淘洗不出任何對中共的客觀認識與梳理脈絡嗎？
汪老師譴責的毛澤東一貫翻雲覆雨的事情，在另一位中共黨史專家楊奎松筆下，叫中共「隨時準備根據最新局勢的發展迅速改變自己先前的判斷」。作為一個推動前無古人革命政治集團的彈性往往要非常大，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不擇手段，這才可能完成非常龐大艱钜政治鬥爭的任務。
但在太平已久的後世如何解決這樣的局面，這確實要看從哪個角度怎麼評價，一個政治領袖乃至於整個政黨集團的表現是否要以道德來作最重要的評價。在直率地指責毛澤東雙重標準，毫無原則，「怎麼對他方便他就怎麼講」，鄧小平打左燈向右轉，「不管黑貓黃貓能逮耗子就是好貓」，江澤民主張三個代表讓資本家入黨，違背共產黨的基本信念以前。或許更應該設身處地檢查的是，當時的領導人有沒有更好的選擇。篤信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蔣介石在汪浩眼中是夠正人君子了，但不也一樣生前慘敗，至今在台灣也還要戴上殺人魔王的帽子，淪為被轉型正義的對象。
不管古今東西在哪裡搞政治，並不只是有洛克與孟德斯鳩的一面，馬基維利與霍布斯也是全世界政治家心靈的重要組成部分呀。
今年適逢全面抗戰爆發80周年與香港主權轉移20周年，茲舉一個關於戰後香港命運卻鮮少人知的故事來例證。
1941年12月9日，在日軍大舉進攻英治香港的第二天，駐港英軍因為遭受突襲而全面潰敗。受中共領導的廣東抗日遊擊隊以配合英美盟軍作戰，開辟敵佔區遊擊戰爭為名，派出精幹隊伍進入香港。主要目的為獲取潰散英軍丟棄的大批軍火彈藥武裝自己，並襲擾港九市區，相機控制新界鄉區。1942年2月3日，以香港在地人為主的港九獨立大隊在新界西貢宣佈成立。港九獨立大隊後來將總部移駐到今天香港迪士尼所在地大嶼山的東甬，與新界周遭的幾個客家人為主縣分的武裝與黨政組織相結合，依託與寶安（今深圳）等地已經連成片早有群眾基礎的紅色客家莊，同時在海上與陸上打遊擊與日軍周旋。
到1945年8月二戰結束日軍投降，港九獨立大隊共擁兵600多人，且在新界的郊區如西貢、沙頭角與元朗等地，另外組訓了各村莊的民兵自衛隊員約2000多人，在這個短暫真空時期成為香港地區最強大的軍政勢力。
這時國民政府不論是在重慶的蔣介石，或在廣東粵軍系統的領袖餘余漢謀張發奎等人都在摩拳擦掌，準備趁英軍主力部隊還遠在印度甚至歐洲時迅速出兵，以接收淪陷區受降的名義，一舉南下從日軍手上併同收回遭受殖民百年之久的香港。
英國首相邱吉爾雖然曾說中國想收回香港必須要OVER MY BODY，可是他老人家肥碩的身軀畢竟在倫敦，而香港地區所有的英國軍政人員這時大都還在日本的戰俘營中被折磨的快要死了。少數英國先遣人員是不可能抵抗粵系國軍踢正步進入香港接受日軍投降的，英國人這時還能有什麼妙招呢？
擁有極其豐富情報與外交知識經驗的英國人，還真的想出了一個極有想像力的妙招保住香港，他們找上了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請在港的共軍出動協助英軍阻擋氣勢正盛的國軍南下進入香港接收。
東江縱隊考慮到未來很可能因應國共談判的需要而必須離開廣東北上，但香港對中共歷來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運基地，而且在此中共設置有龐大的組織、學校與報紙。一旦香港被國府控制，很可能會下令全面取締中共在香港的活動，致使黨在整個華南地區的活動與資源都遭受巨大的損失。既然如此東縱不如與英國人合作，讓英國人戰後繼續統治香港，比交給蔣介石或余漢謀張發奎等粵系領袖，對中共在此地甚至全國的發展都更有利。
東江縱隊很快與英方達成協議，港英當局保證保護中共在港的所有外圍組織的活動為合法，中共就積極協助英方阻止國軍接收香港。為了政治上的敏感性與保密，港九大隊在港的編制內兵員600人不參予其事，但在新界各鄉村東縱所屬的2000多名民兵自衛隊員，則接受英軍的裝備補給與命令指示，在新界與寶安的交界處佈防，阻止國軍由廣東進入香港接收。
原本余漢謀張發奎以為在1945年8月下旬可以行軍縱隊方式，進入理應形同真空狀態的香港，在英軍主力到達前完成接收，造成既成事實。之後再逼英國承認現狀，洗雪百年國恥。粵系國軍作夢也沒想到，在新界這邊遇到了灑豆成兵從天而降的兩千名華籍「英軍」戒備佈防，武力阻止他們前往香港。在重慶搞不清楚香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國府蔣介石，為了避免與「英軍」爆發流血衝突，連忙下令廣東方面各單位原地待命。
而這一待命就拖到了1945年8月30日，英國皇家海軍少將夏愨率領英國太平洋艦隊組成的皇家海軍特遣艦隊抵港，代表盟軍受降，並同時恢復了英國對香港的統治。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時間與主體從1945年的中華民國，就這樣被拖到了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汪老師指責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在許多問題上毫無原則，「怎麼對他方便他就怎麼講」，事實上不需要如此大驚小怪。應該直接說戰爭年代在血海火雨中滾大的中國共產黨，當時最重要的鬥爭方針是「怎麼對他方便他就怎麼做」。共產黨人所謂的愛國，首先還得要計較愛的是哪個國。倘若對自己的前途不利，假如是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寧可甩開民族大義直接便宜英國人。
台灣作為與中共長時期以小搏大的玩家，是否要在道德上譴責對手還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應該要特別注意的是，怎麼從這樣的史實上理解認識我們的對手，具備怎樣的性格。有了這種認識以後，對於現下北京把中英聯合聲明當成一件過時的文物，只合該收藏於歷史博物館的態度，就一點都不令人覺得奇怪了。
前面這個故事描述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手段上的靈活性，汪老師找到的另一段史實，就非常值得台灣人民關注，關係到中共在原則上的堅定性。汪浩在本書中特別側重描述了蔣介石在聯合國內，最後為了留下是同意採取兩個中國原則的。這與在台灣很多獨派的朋友都指責蔣主張漢賊不兩立，只能退出聯合國的說法相左，但汪浩的說法事實上卻真的合於史實。蔣當然希望可以竭盡所能留在聯合國內，名器上的調整當然是必要的犧牲。但是很不幸的是，這次換成毛澤東堅決反對。
1956年9月30日也就是在大名鼎鼎的萬隆會議後，毛澤東與其在東南亞的重要盟友印尼總統蘇卡諾會談。在這場會談中明顯看得出來，是努力在為某方當說客的蘇卡諾，主動對毛提到了兩個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並且力勸毛接受兩岸並立於聯合國的方案，哪怕作為暫時過渡方案也好，允許台灣留在聯合國內，讓中國盡早加入聯合國。這場談話內容後收入毛選，題目是「關於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
身經百戰的毛澤東當然聽得出來蘇卡諾此問的意圖，到底是在為誰當說客。雖說毛最後還是很禮貌地說「我們是好朋友」結束此次會談，但中間卻明確地告訴了蘇卡諾，以及他背後請他來投石問路的人，這件事情沒得商量。
毛說：「我們要借這個題目做文章。如果聯合國裡有臺灣的代表，我們一萬年也不進去。」
蘇卡諾到這時還不死心地問毛:
「那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蔣介石就要退出，沒有臺灣代表的地位。」
毛斬釘截鐵地答稱：對。
換言之，不論當時蔣採取任何動作，都無法動搖毛矢志把台灣趕出聯合國的決心，15年後終於達陣。
在中國的具體實力已經千萬倍於毛澤東時期的今天，回顧這兩個為汪老師的說法作印證的故事，是台灣人民不論對國家的期待定位未來走向為何，都必須更理性冷靜地面對，這個橫亙在我們面前的強大對手，並且思考我們將要走下去的道路。
這正是回顧這段意外的歷史，所能帶給當代台灣人最重要的養分。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