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來，新變局帶來典範轉移與更多的不確定性，可以確定的是央行政策操作與風險管理的難度將日益提高，維持各界對貨幣制度與金融體系的信任，也仍將是金融穩定的基石。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央行角色持續擴張，具獨立性的央行專注於追求定義明確的物價穩定目標之時代，似已出現變化。伴隨央行涉入的領域日廣，央行獨立性似已出現動搖，可信度亦備受挑戰；此外，「日本化」（Japanification或Japanisation）的隱憂，使得央行所面對的挑戰日益艱困。
一、財政赤字貨幣化、直升機撒錢與現代貨幣理論的衝擊
當面臨危機時，傳統上，央行的最後貸款者角色，已使央行具舉足輕重的核心地位。全球金融危機後，尤其是近期COVID-19危機期間，央行角色持續擴張；主要央行擴大資產購買計畫、甚或採廣泛的信用政策，彼等所採措施的規模、範圍與速度，已超越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且央行資產規模亦創歷史新高。截至本（2020）年4月底，Fed與BoE的資產規模已較2007年1月擴張約7倍；至於ECB與BoJ的資產規模，也大約成長4倍至5倍。〔圖1〕顯示，截至本年第2季，主要央行資產對GDP比率已大幅攀升，尤其BoJ更已攀抵124.9%。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迄今，全球經濟尚無法完全脫離低成長、低利率、低通膨的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困境；COVID-19危機衝擊，更使情況雪上加霜。過去，主要央行已在提振經濟方面擔負重任，甚至成為唯一的行動者（the only game in town），惟伴隨貨幣政策效果遞減且負荷過重，一般咸認，為促進總體經濟穩定，財政政策應扮演更積極角色；貨幣政策如與財政政策形成妥適的政策組合，可發揮提振經濟的綜效（Synergies）。
不過，央行與財政當局的過度配合也引發擔憂，論者指出，伴隨央行擔綱最後購買者、信用配置者，甚至涉入準財政（Quasi-fiscal）領域，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界限已趨模糊，甚至引發財政赤字貨幣化（Monetization of Fiscal Deficit）、直升機撒錢（Helicopter Money），及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 MMT）等備受爭議的討論。 （相關報導： 風評：哀香港─台灣必須發出強烈訊號！ ｜ 更多文章 ）
從這次COVID-19危機的紓困措施可看出，相對於財政部必須通過稅收和政府支出支應，央行則可直接在市場中快速行動。財政部的預算可能會受到國會的羈限，而央行的火力基本上是無限的。而且央行紓困所創造出來的貨幣，僅會出現在其資產負債表上，而不增加政府的債務。政府債務在未來到期日屆期必須贖回，而央行的準備金負債則無須贖回。也因為如此，將政府負債貨幣化的誘惑從來不曾停歇。然而，政府負債和央行的準備金負債對於未來的風險不同。如果政府償付能力惡化，政府公債將面臨違約風險；而龐大央行的準備金負債則存在通膨風險，尤其是當央行必須提高利率抵禦通膨但基於某些原因卻無法提高時。因此，將政府負債貨幣化，只是將政府債務的信用風險移轉到通膨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