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此一發展，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界限日益模糊，恐帶來損及央行獨立性、加劇風險承受、扭曲金融市場、落入財政赤字貨幣化等隱憂。為紓解這些壓力，根據美國「聯邦準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第13條第3款，在特殊緊急情況下，Fed於訂定緊急融通計畫或措施前，須經財政部長事先許可，且應提供相關報告予國會；此一制度安排，限縮了Fed在承平時期動用特殊緊急融通的權力，也緩解了央行所承受的壓力與風險，或為值得效法的方向。同時，貨幣當局與財政當局之間的制度性安排變得非常重要。為了維持通膨預期持穩，央行必須在財政狀況與政府債務的壓力下，必要時仍能夠自主地調整貨幣政策。
後COVID-19危機時期總體經濟環境的特點，可能是經濟成長持續停滯、通膨低迷，還有巨額的政府債務。這正是過去二十年，日本所歷經的「日本化」現象。即使各國央行採取史無前例的因應措施，有如BoJ過去所曾實施的，但從日本的經驗觀之，經濟前景非但不樂觀，更使央行益加受制於政府、國會及金融市場力量，央行的獨立性或將面臨百年來的最大挑戰。
此外，伴隨主要央行推出接近零利率（甚或負利率）與無限量化寬鬆等超寬鬆貨幣政策，也衍生出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以及未來潛在通膨風險的疑慮。尤其是主要央行已釋出巨額強力貨幣，惟主要經濟體的通膨率與通膨預期卻依然低迷且穩定，同時引發資產價格飆漲隱憂。是否貨幣數量與物價的長期關係已經生變？還是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已然改變？抑或是貨幣政策時間落後（Time Lag）已變得更長、更不可測？這些問題均值得央行深思。
附帶一提的是，央行法令貨幣（Fiat Money）在支付體系的地位，可能會面對來自數位支付媒介創新的挑戰，也引起有關發行CBDC的討論。有論者建議發行以帳戶為基礎的零售型CBDC（也就是民眾與企業直接在央行開立帳戶），作為解決當前危機的方案之一。因其賦予政府可將電子貨幣餘額直接移轉給民眾，更可提供央行實施負利率政策的環境，避免民眾囤積現金，有效提振民間消費。不過，此一發展將促使央行進一步直接面對客戶，擔起民眾的存放款業務，這將加重央行的業務負荷與風險承擔，更有肇致銀行去中介化所衍生出的金融穩定風險問題。關於CBDC的發展，各國雖須根據其自身情況與需求而定，似應保持現行二層式的銀行體系結構，並維繫央行在支付系統所扮演的角色。
最後，由於近來央行的角色已擴展到許多過去不曾涉入或具爭議性的領域，並引發外界對央行與金融體系的質疑。鑑於信任是貨幣制度與金融體系的基石，展望未來，央行須以具體行動消除外界疑慮、獲取一般大眾與市場對央行與金融體系的信任。
＊作者陳南光為中央銀行副總裁、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共同作者李榮謙為中央銀行參事兼網路金融資訊工作小組召集人、臺灣科技大學財金所兼任教授級專家。本文內容純屬個人意見，與服務單位無關，如有錯誤亦概由作者負責。探索更多精彩內容，請持續關注《台灣銀行家》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