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特告訴顧問，他想要進入美國或加拿大的大學，對學校沒有特定的偏好，只有探索的渴望。顧問告訴他，海外留學的學費、住宿與雜費等，一年約需1萬至2萬美元，顧問公司會幫他找到適合的獎學金。不過......「申請費用是200元美元。」顧問說。艾伯特整個人垮了下來。他連搭公車回家的5美元都沒有......。
納塔爾與阿桑塔──「我是雜種嗎？對，我就是雜種」母親的坦白換來兒子的懂事
口中不時哼哼念念、靈感湧現時就隨手寫在筆記本、纸上或是任何他拿得到的東西，就讀高中的納塔爾（Ntare）夢想是成為一名音樂人，白天他在全國第二大城吉塔拉馬（Gitarama）南部的工地實習，下班後他會脫下橘色的連身工作服，換上粉紅色睡袍躺在沙發上觀賞美國的音樂電視劇《嘻哈帝国》（Empire）。
創作是他面對黑暗的方式，他用自己的電腦錄下自己的歌，再把創作寄給位在吉加利的各大電台，希望有朝一日能在電台聽到自己寫的歌。他把自己的故事寫在歌裡，在後院默默的練習著：
他們有些人在街頭
有人蹲在監獄裡頭
有時後果就在前頭
例如，我就在「聯攻隊」（interahamwe）裡頭。（註：聯攻隊是由胡圖人組成的民兵組織，是盧安達大屠殺中的主力）
但我們不想太多，我們向前看
納塔爾的生父來自聯攻隊，他的母親是盧安達大屠殺的性侵受害者，許多人將納塔爾視為殺人凶手的小孩，就連他媽媽的家人也這麼認為，甚至不願正眼看他，納塔爾直到12歲才知道自己的故事，他沒有將故事告訴朋友和女友，只是默默寫進創作中。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3 children born of #rape #Rwanda #genocide face huge obstacles embrace hope. #PeacePrevailsAFRICA pic.twitter.com/vD2fr13ZJI
— MKALENJIN (@NaitaledKE) 2017年6月15日右下：納塔爾直到12歲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阿桑塔（Assoumpta）回憶，在她告訴納塔爾生父是誰之前，他總是一天到晚惹麻煩，找人打架。在決定坦承之前，她告訴自己不要美化事件，要坦白的告訴納塔爾。她跟納塔爾說了大屠殺的歷史，當年聯攻隊在學校發現了她、強暴她，她的肚子一日一日隆起，卻被親戚趕出家門。這也是為什麼納塔爾常常挨打挨罵。
阿桑塔擔心，納塔爾知道事實後會變本加厲，走上歧途。沒想到納塔爾安靜不語，長達一個星期不敢直視她的眼睛。從此他不再惹事，幫忙更多的家事，某一日還買了水果回來為阿桑塔補充營養，他開始擔負起一家之主的角色，不再責怪打他的媽媽和那些罵他「雜種」的人。
納塔爾說，當時他反而感到解脫，坦然接受自己的身分，也知道母親當時並沒有選擇。他練習著饒舌：「我是雜種嗎？對，我就是個雜種。」納塔爾參加了一個由「盧安達基金會」(Foundation Rwanda)舉辦的營隊，該基金會長期協助在盧安達大屠殺中受害婦女和兒童，他在營隊中認識了許多很他一樣背景的孩子。他將自己和母親的故事寫成舞台劇，並請營隊中的朋友們演出。
納塔爾也試著一點點的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他的會計師女友，兩人已經交往快2年，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她共組家庭。納塔爾希望自己寫的歌，能讓和他一樣背景的人聽了之後明白自己不是孤單一人，這首歌的名字就叫作「盧安達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