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長燁這時又把前述的「主體思想」從國家延伸到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朝鮮勞動黨告訴黨員和人民：「首腦是頭，黨是軀體，人民是手足。軀體和手足應當聽從頭腦的指揮。如果沒有頭腦，就失去了生命。……父親給人肉體的生命，領袖賜予人政治的生命。如同在家庭中應當聽從父親的絕對領導一樣，人民應當無條件地團結在領袖周圍，應當以忠、孝來愛戴領袖。」
反對的勢力既已被清除乾淨，再也沒有人敢挑戰其權威，金日成於是光環日盛一日，逐漸成為一尊神祇，如中國的毛澤東一樣。
日本共產黨從親中到自主
日本共產黨人在韓戰爆發後大多逃亡國外。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日本政治鬆綁，日共領導人野坂參三才結束逃亡，公開現身。在日本歷次國會選舉中，日共的得票率通常低於10％，不過透過與日本社會黨聯合仍具有部分影響力。
日共也分親中及親蘇兩派。由於野坂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要人在延安時期就已建立交情，又獲得中國給予特別貿易補貼，中蘇交惡後親中派就明顯占上風。親蘇派的一部分成員被迫退出，一部分隨其領導人宮本顯治向親中派靠攏。此後日共是由野坂和宮本兩人長期共治，分任日共中央委員會議長和書記長。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宮本訪問中國，獲得毛接見，毛竟當面斥責日共走的是「修正主義路線」。宮本至為錯愕，回國後建議召開日共全黨大會以檢討與中共的關係，最後的決定是與中共決裂，走自己的道路。
一九八二年，野坂參三退休，宮本顯治繼任為日共議長。又過了十年，蘇聯解體，大量解密檔案出現。有人從中發現，野坂在史達林大清洗時竟向共產國際告密，導致多位日共同志被蘇聯內務部逮捕，其中有人遭到處決。由於證據明確，野坂無法抵賴，只得承認曾經犯錯。日共大窘，只得開除野坂的黨籍。
台灣蔣介石的高壓統治及蔣經國接班後的改革
蔣介石政權遷台後，共產黨在台灣已經沒有任何發展空間，不過政府仍然利用中共對台灣的威脅遂行其高壓獨裁統治，但也因此引起許多人不滿。其中反對聲音最大的是《自由中國》。這是一份由胡適和前國民黨要員雷震共同創辦的雜誌，實際上由雷震負責。雷震直接提出「反攻無望論」，認為蔣介石的一切施政是以「馬上要反攻大陸」為基本假設，但不過是藉口，不僅沒有可能實現，又嚴重地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也阻礙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嚮往。雷震又強烈反對蔣介石修憲以便連任總統，最後竟在一九六○年以「為匪宣傳」「涉嫌叛亂」的罪名被起訴，獲判十年牢獄。此後多年，台灣不再有反對的聲音。
由於蔣介石從一九五○年初起就將所有與警察、特務及情治有關的權力都交給兒子蔣經國，後來許多台灣學者和政治受難者將白色恐怖，包括雷震案在內，都歸罪於蔣經國。
不過必須指出，台灣由於政治相對安定，又有美國提供援助，從五○年代起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經濟發展。六○年代至七○年代初經濟成長尤其迅速，在此期間蔣經國在實質上已逐漸接棒，掌握了政治大權。但蔣經國在思想上與其父明顯不同。一九七五年蔣介石病逝後，蔣經國正式接班，除了繼續推動經濟建設之外，也逐步進行「民主化」及「本土化」的政治改革。所謂的民主化，就是開放地方首長、議會及部分國會自由選舉，容許反對勢力逐步發展。所謂的本土化，就是刻意提拔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使其有機會出任政府要職。
台灣之所以能在八○年代擠身於所謂的「亞洲經濟四小龍」之列，又逐漸建立現代民主政治制度，蔣經國功不可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一九八八年病逝之前曾多次表示在他死後「既不能也不會出現蔣家人或軍人執政的情形」，又為此刻意將自己的兒子和左右手都貶放到國外，使其遠離政治中心。這與前述北韓金日成家天下的作為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
＊作者業餘研究歷史，現職專業寫作。 2010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另眼看歷史－部有關中日韓台灣的多角互動歷史》，榮獲2011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共產世界大歷史：一部有關共產主義及共產黨兩百年的興衰史》
